中国外交转型的关键：从“不”到“有” （3）

全球化的世界对中国外交的挑战

如今的中国是全球化了的中国。全球化了的中国意味着这个国家有更多的“外资”、更多的非法和合法的国际移民。与世界在资本、资源、甚至劳动力方面更加一体化的中国会变成一个“联合国”。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尽管处在全球化时期，却还不完全适应全球化的世界与中国。“有”外交的开始就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挑战而做出的必要而深远的变革。未来的中国外交，将是作为真正的“全球国家”开展的全球外交。

能够对世界秩序施加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国家才是大国。与以往“英美治下的和平”不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并不是“中华治下的和平”，而是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等形成一种共同的全球秩序。如果未来的世界局势如此演化，中国目前的“不”外交几乎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需要设计“有”外交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

中国外交转型任重道远

中国外交转型不仅是对1989年以来的外交的转型，而且是对1949年以来的外交、甚至是对20世纪的中国外交的转型。

第一，要集中面对和解决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打铁先要自身硬”。解决问题也要先解决自身的问题。目前中国外交面对着来自周边、日本、美国等外部挑战，但是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原则，即“不”外交和“有”外交之间的关系。甚至国外一些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都看出了这一点。上面这些情况，从一方面看，如同一些外国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中国外交面对的困境，中国外交转型的首要任务应是解决自身的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冲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也正是来自这些看似冲突的原则的并存。笔者预期，这种并存将是未来的中国外交原则的长期情况：

1、 “不干涉别国内政”和有条件、正当的、合法的、必要的介入的关系。

2、“不结盟”政策和需要紧密的、靠得住的盟友、朋友、伙伴、追随者、支持者的关系。中国要不要给别国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安全？中国要不要以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和治理经验影响别国？

3、“大国外交”和“不称霸”等的关系。如何形成中国的不同于美国的“非霸权的(超级)大国外交”？在这方面，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值得借鉴。

4、“不带头”和在一系列国际(地区、全球)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关系。“命运共同体”如果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确实是一个指导思想的突破，但是，中国推动的“命运共同体”如何以诸如欧盟或者非盟那样的地区一体化为目标？如何回应所谓“朝贡体系”或者“门罗主义”的批评？如何在许多非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共同安全、共同价值以及外交上的制度安排上取得地区一体化的突破？谁来与中国“共命运”？

5、维持既有秩序、不试图另起炉灶，但要求全球治理的改革与重建的关系。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是建设性的“修正主义国家”。发起“金砖合作”、“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是中国要增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吗？那么，诸如联合国会费、维和等，中国是否也要增大贡献？

6、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独特(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与在提供国际发展援助时附加必要的政治条件的关系。一系列的“走出去”，包括成为世界的“海洋大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改革和外交创新？

第二，要塑造新型的、长期的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在21世纪的大转型就是为了形成新型的百年世界和平、世界秩序。这一新型的百年和平不应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或者美欧(“西方”)的联合统治的继续，也非所谓取代西方统治的“中国主导下的和平”，而是一种真正的、包容与开放的、民主的、妥协性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球共同的和平与秩序。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所以，长期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价值。

如果G20在未来几年得到进一步巩固，不仅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中心或者主要平台(“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而且是在政治和安全上大国协调的主要场所，那么，G20将成为上述全球和平与全球秩序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