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和”理念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3）

和而不同：和平发展的社会观

解读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这里反映着一国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方略，也体现着牵引国家发展道路的哲学理念亦即社会观。

纵览人类社会发展史，就社会观而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不同。中华文化富有广博的包容性。以炎黄文化为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的种族之间的血缘差异可以用文化来包容起来。历史学家陈寅恪讲“中国是文化大于种族”。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文化来包容，“和而不同”，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同可以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融合。而西方一些种族之间的冲突，采用的则是分裂的方法，文化不仅包容不了，反而推波助澜。史学家钱穆曾把中国的秦汉王朝与西方同期的罗马帝国作过一个形象比喻，他说罗马帝国就像一个屋子里面悬着一具巨大的灯，而秦汉就像屋子里的四周有很多的灯互相映照。罗马帝国是用强光征服各地，只要这盏灯一灭，整个屋子都暗了，而秦汉这些光亮是各地融合起来的，只灭一只灯，其他灯仍然亮着。罗马帝国曾经与秦汉帝国匹敌，但它很快就灭了，秦汉帝国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作为一个民族还是延续了下来。这就是中西文化的突出不同。古老的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张力中，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全了大国的格局和风范。

中华文化的融合、包容性品格，体现在《尚书》中，如“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10]，强调对“和”的尊重，主张按“和”的要求办事；体现在儒家主张中，则提倡人们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要注重“和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而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则从政治和哲学意义上构设了国家关系的准则；还有，体现在兵家思想中的“止戈为武”、“不以兵争天下”等等。这些都表明，“和合”、“和谐”的社会观，作为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引擎，在中华文明宝库中不仅表现在理性层面，而且逐渐内化成了支配中华民族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方略架构。这也正是孕育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文化沃土。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这一点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较，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不仅有一个面积很大、人口众多、力量雄厚的汉族聚居的核心地区，而且这个核心地区一直呈现着扩大散发的趋势，对周边各民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了以核心地区为中心的统一趋势，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这与世界上其他那些古代多民族大国多靠军事征服不同，与近代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是靠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同，中国祖先留下的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是中国多民族共同繁衍于斯、共同依存于斯的大家园，这个大家园是各民族在长时间内共同缔造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种根植于心、融入血液的民族特征和同胞情感，自然造就了中华民族和平相处、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石。

从历史上看，中国基本没有对外军事殖民、征服掠夺的历史事实。万里长城，不是中华民族侵略扩张的象征，而是防御的产物，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最大的一座和平丰碑。二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但战略目标不是为了扩展，而恰是为了求得边境和中原和平稳定。一旦战事平定，汉武帝便通过设郡、县和治所的方式，把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向这些落后地区传播，免除赋税并给予地方高度自治权，最终结果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发展。600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率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28年间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不是血与火，而是瓷器、丝绸、工艺和茶叶。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立足当代，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之路，加强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不仅造福于13亿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真正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保罗·肯尼迪预期中国将是21世纪初世界舞台上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亨廷顿预测中国将与欧盟一起在21世纪初的国际舞台上充当主角，汤因比期望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统一的中心，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根据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