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和”理念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4）

人心和善：和平发展的道德观

郭店楚简中有篇文章叫《性自命出》，其中有言：“道始于情”。意思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建立感情开始的。史学界认为，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出发点。这个“道”说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天道”是指自然界运行的原则，而“人道”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者说是社会关系的原则，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关系。儒家学说所推崇的“仁”，正是为协调人类的这种关系而创立的一种“道”。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给出了两个字：“爱人”。“爱人”的思想依据是什么？《中庸》用孔子的话作了鲜明回答：“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1]意思是说，“仁”就是人自身的一种品德。“亲亲为大”，就是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仁爱的精神是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此，所以儒学又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12]爱你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把这种爱扩展到爱别人，才叫“仁”。而作为统治者，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广到仁民，爱天下老百姓，以“仁爱之心”治国。于是，又有了《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修身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开始，以“平天下”为终点，这就形成了一种以“仁心仁爱”、人心和善为道德内核的和平发展观。

这种和平发展观，我们今天来解读，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兼济天下、泽及天下，让天下人得到好处；二是与天下人和平相处，以高尚的道德影响和改变天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量，今日之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承的是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品质，体现是“要为人类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博大情怀，目标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伟大复兴，不但应在经济上实现强大，更应在文化理念上得到世界认同，即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是文化的崛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这既是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对中国发展最终走向的规定，也是中国给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恰当定位。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所提供的一种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借鉴。

“治国、平天下”靠什么？《论语》中有子贡“问政”一段，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兵。”子贡进一步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二者何先？”孔子非常干脆地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3]这里说的“足食，足兵，民信”，就是今日世界国家战略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或曰文化力。“必不得已而去”，并非是真正可以去掉。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离不开经济和军事力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国家战略的优先价值秩序。这种秩序的道德基石，就是实行“仁政”，通过“仁”而王，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之道”[14]，始终是一个理想高地。所谓“内圣”，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养，成为道德最高尚的人；而道德高尚的人，并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必须把崇高道德向更大范围播洒，进入“治国”、“平天下”。因此，中国社会历朝各代的发展崛起，一直都把“仁政”作为立国之本，秉承着“统而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都是在文化异质性共存下的统一，“崛起”是在文化多元下的和平相处，就像“一个温和的老太太带出了个大家族”（余秋雨语）。今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基于人心和善道德观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既然选择了和平发展，就选择了实行“仁政”的文化道路。这一道路选择本身，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家意志秉性的“内在规定”，而不是外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