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外交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以“9·11”事件、新兴大国崛起、世界金融危机和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等为标志性事件，国际格局正经历十分复杂深刻的变化。如何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如何科学确立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

从纵向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格局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数度更迭。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标志着新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进程的开始。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瓦解后，后冷战时期形成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家战略攻势明显，旨在强化美国在世界之“领导”地位，固化由其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

“9·11”事件是21世纪初期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的转折点。美国决意报一箭之仇，接连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前者因反恐背景，得到安理会决议授权，后者则无。然而，福祸相依，且物极必反。保罗·肯尼迪所示帝国兴衰的规律，就某种意义而言，似未见质变。两场战争旷日持久，挥金如土，仅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就各达万亿美元，而哈佛研究机构更推算两战总体耗费和战后重建费用高达4 - 6万亿美元。战争泥淖之害，美国恐怕也始料未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新一轮国际关系格局调整的又一转折点。美国的实力和形象因两场战争已遭损伤，华尔街泡沫演变成的金融海啸殃及全球，更使美国金融与经济续遭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饱受打击。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世界多极化发展提速，并呈现质的转折。当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调整中，新兴国家并非全无“短板”，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亦显示其复苏后劲。

奥巴马总统就任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随着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离，美国加速实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战略重点转向防范其他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太平洋地区之“不太平”不减反增。中国因自身实力地位的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从横向看，国际关系呈现出如下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政治关系合作与矛盾并存。和平发展依然是大势所趋，合作与变革的呼声持续高涨，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愈加强烈。美国因全面反恐和金融危机耗力过多，一段时期内与他国合作的客观需要增加。20国集团（G20）首脑会议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平台，新兴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增强，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大国力量继续消长，在竞争中谋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寻找彼此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国际社会继续努力维持和平、推进发展，一些原有的热点问题出现和缓迹象。

但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发展，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会轻易改变。“单极”与“多极”的斗争仍将持续，在一定条件下，国际关系矛盾发展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尖锐和激烈。美国实力只是相对受挫，其包括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仍踞超强地位。为维护其超级大国主导地位，美国与作为新兴经济体重要代表的中国之间矛盾突出，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后者的举措。当然，“针对”并不完全等同于“敌对”，当今国际关系敌友阵营不似从前两极格局那样泾渭分明，可谓“边际模糊”。一些地区矛盾持续凸现，冲突交织迸发，亦会出现某些可能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区域问题，例如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新一轮博弈，对俄欧、俄日甚至中俄关系均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否会导致美俄关系全面或持续对抗还有待观察。

第二，国际经济关系相互依存与竞争同在。生产力的急速跃升，带动了全球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调整。国际贸易、世界金融、跨国生产、技术变革、环球网络等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际金融风暴冲击波震撼世界各地，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希腊债务虽仅占欧洲经济总量的2.3％，却足以让欧洲陷入困境。中国与美、欧相隔万里，但工、农、商等各行业均强烈感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相互依存”、“同舟共济”等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双刃剑”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经济安全成为各国的普遍关切。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将其自身窘境归咎于现行国际经贸的某些规则，认为新兴经济体利用规则的漏洞进行不公平竞争。为此，美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进程，大有“另起炉灶”之势，试图绕开或取代世贸组织（WTO）相关规则，打造超越国家主权的资本运作体系。国际形势再现动荡与不安，进一步激起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第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传统安全问题依存。“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美国通过战争等高压手段打恐十年，但恐怖主义非但没有绝迹，反而改变手法更加猖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发展势头及其活动规模令世人震惊。如何标本兼治，铲除恐怖主义根源，遏止民族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发的地区动荡，成为国际社会需通力合作应对的问题。高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用和普及，使网络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安全课题。此外，金融风险、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疾病防治、灾害治理等全球性问题，均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议题。

可持续发展之必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超级大国美国对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其他大国崛起必持戒心，加之冷战思维作祟，它不仅保留了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联盟，还进一步投棋布子。美国延续与北约的军事战略构架，在亚太地区拓展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推进亚太多重三角安全合作，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中国周边接连发生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旨在蚕食中国海疆的事件，某些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行为，不仅无益于地区稳定，还影响了甚至绑架了美国对外政策。美国在幕后与前台，进行了一些与其“不选边站队”承诺不尽相符的活动。

第四，软实力竞争上升，社会信息化影响增大。新世纪伊始，软实力竞争呈上升趋势。不同文明间和平共处取得积极发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成为趋势。然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依然存在，可“威慑”迫使人就范，亦可“感召”引人上钩。新的国际较量，不仅局限在硬实力的比拼，更体现在以软实力抢占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媒体”得以广泛应用。随着第二代网络技术(Web2.0)的广泛应用，手机用户更可通过互联网交互功能即时发布信息。有观点认为，其意义堪比1450年古登堡活字印刷机的发明。随着3G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与现实生活各层面实现了无缝对接，每个人都可以此方式进行传播交流。约瑟夫·奈指出，在信息化推动下，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新媒体和舆论影响力不断增大，进一步促使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公共外交的意义及其平台作用愈显重要，且涌现出诸多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