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思想统帅毛泽东（2）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毛泽东就基于国际国内矛盾的总体分析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日本全面侵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当务之急是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挽救中华民族。毛泽东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国共两党联合为基础，因此他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但蒋介石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却根本没有想到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反，他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思路，在日军已经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军队一再败退的情况下，他却调动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开赴江西等地“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日本正是看准蒋介石不能集中军力抵抗的弱点，于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在日本加紧灭华已经十分明显时，毛泽东再次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胞书》，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但蒋介石却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置之不理。不仅继续调动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军，还命令从东北退到陕北的张学良部队、盘据山西的阎锡山部队等加紧堵击红军。日本军队趁机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方。

在民族危亡时刻，毛泽东再次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在共产党内进一步统一了思想。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他根据对国内力量和国内外力量及矛盾的分析，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特别强调：“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会后他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理论阐述。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会后报告，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中，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强调，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可见在毛泽东心中，要抗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至关重要。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从国统区下层和上层两方面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下层，毛泽东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对上层，毛泽东先做蒋介石之外国民党军队将领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1935年12月5日和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两次写亲笔信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他在信中提出，在亡国灭种之日，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而战。“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写道：“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呼吁阎在抗日问题上能有觉悟。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如果宋哲元能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红军将全力协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抗日英雄。1936年8月14日和10月25日，毛泽东先后两次致信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提出：全国各界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先生如能毅然抗战，红军决定为傅作义的后援。信中还称赞了傅作义的抗日行动“气为之壮，诚属可敬可贺。”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桂系要人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提出：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双方有必要订立抗日救国协定。抗日救国是双方订立协定的端点。同日，毛泽东致信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东北军“少帅”、代行蒋介石总司令职权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提议：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此外，毛泽东还主动做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高官的工作。1936年，毛泽东先后致信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以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陶行知、沈均儒、邹韬奋，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北大著名教授许德珩、马叙伦等，提出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接着，毛泽东直接给蒋介石亲信人物写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肯定了他的抗日言论，同时提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信中引用《三国演义》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危亡时国共应合作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