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昭示我们开创未来

1937年7月29日，卢沟桥炮响后的第21天，北平沦陷。城中的120万中国人，面临国破家亡、走投无路的惨痛现实。

一夜之间，北平由一座美丽可爱的城市变成人间地狱。作家沈从文出门探听消息，遇到一位老警官：“先生，快回家去，不要再上街了。我们打了败仗，军队全退出城了。”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北平沦陷前一日，千里之外的上海，蔡元培、萨空了、王芸生、郑振铎、茅盾、赵朴初、张天翼、巴金、欧阳予倩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士，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文化救亡协会，时任文化救亡协会宣传部长的胡愈之等人在成立宣言中呼喊：“上文化战线，唤醒同胞，组织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

书生，迎向炮火就是战士。

纸笔，浸透鲜血铸造刀枪。

又当投笔请缨时

“气节”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大词。重气节，轻生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DNA。屈原、颜真卿、文天祥、史可法……每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浸满这个信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中国人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节，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阵营。

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绝大多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期望民族复兴与强大，毫不吝啬于作出个人牺牲。尽管，在价值观和学术艺术追求方面，他们有各种差别。但他们代表了民族的良知。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国破家安在？政治敏感、爱国心切、满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仅3天后，一批在北平读书的东北学生成立了“敢死队”，决心以身报国。更多的青年学子义愤填膺，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建立抗日团体，组织义勇军，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收复失地。

一时间，记者们冒着敌人呼啸的枪弹，进行火线采访，把敌人的残暴和我军将领的英勇用文字和图片传递全国；音乐家们用歌声鼓舞民众、组织民众，“一曲《黄河大合唱》，抵过了十万毛瑟枪”，《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振奋人心的歌曲唱响大江南北，流传全中国；唤醒广大民众最有效的武器，还有电影与戏剧，《风云儿女》《中国海的怒吼》《八百壮士》《卢沟桥之战》《塞上风云》《屈原》《虎符》，极大地唤起了民众顽强斗争的意志和抗战不屈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展现的全民族抗战、共御外侮的立场，有力地吸引着渴望报国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奔赴延安，在革命熔炉中经过历练和熏陶，又分赴抗战前线。他们如星星之火，点燃民众的希望，他们的声音汇合在群众的呐喊之中：“打日本，救中国！”

（二）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

1932年1月29日，“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的上空投下炸弹。硝烟中，商务印书馆中的存书、油墨、纸张付之一炬，闸北区上空飘荡的纸灰四天都未散尽，恰如挽歌绕梁。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对国人意味着什么？冰心说：“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翻译家杨宪益说，商务印书馆是他青少年时代供给他精神食粮的最大恩师。

炸毁这样一座知识殿堂，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是处心积虑之举。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标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更有北京人头盖骨这样的稀世珍宝下落不明，损失难以估量。

1932年，与商务印书馆同时被轰炸和摧毁的还有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等几所上海最知名的高校。5年后，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中国更多的大学、中学罹难。据统计，在战争中，侵略者造成关内129470所初等学校、1926所中等学校和110所职业学校在战火中停办，近千万学生失学。

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文化灭绝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奋起保护、延续民族文化的过程。焚书炸馆，而中华文脉不绝。

1937年8月13日夜，日军进犯上海，在一阵紧过一阵的枪声中，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领导人之一、著名作家郑振铎心里想的仍然是“该怎样尽力于这个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他立下宏愿，“要在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他以个人之力，抢救购买了很多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图书，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转移保护民族文化瑰宝。

抗战胜利13年后，他在《光明日报》撰文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

这是何等悲壮的长途迁徙。故宫博物院上万箱文物藏品向大后方辗转押运；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将极其珍贵的218箱文渊阁《四库全书》设法安全转移……中国知识分子以组织或者个人的力量，竭力保护中华文物古迹，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炮火硝烟。

（三）

为了在战争的浩劫中保存中国教育文化的命脉，众多高校进行了空前的大搬迁。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转移持续了八年之久，迁移累计300多次，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被迫的文化迁徙，也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流动。贫困的中国西部增加了文化巨匠的身影，增加了琅琅书声。

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还保留着一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由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三易其稿而建成。教室屋顶一开始由茅草搭就，不久换上铁皮。每逢下雨，雨滴打在铁皮上嘭嘭作响。这样的教室中，站在讲台上的是冯友兰、华罗庚、吴大猷等著名学者，在下面专心听讲的则有杨振宁、李政道等未来的大家。

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成就丰沛。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了157位两院院士，师生中的大多数人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美国研究者易杜强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

浙江大学是抗战时期内迁国立各大学中迁校次数最多的大学之一，自天目山、建德，至吉安、泰和，再至宜山、遵义、嵋潭和勇兴。荆棘西迁路，不屈勇者心。迢迢途程中，校长竺可桢痛失爱妻爱子，却在流离颠沛中护住了两千箱图书仪器，更将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学校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大学；一向避世的国学大师马一浮打破“生平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出山开坛授业；遗产学家谈家桢更言，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西迁路上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

陈寅恪、梁思成、王淦昌、华罗庚……这些名字的背后，是战火中执着探索的目光，是正义必胜的信念，是爱国爱民的情怀。

危难中的民族就是这样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