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昭示我们开创未来 （3）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

只有人站起来，民族才会站起来。

辛丑一役中，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一群一群的中国人站立两侧，揣手围观。“九一八”事变后，数十万东北人民自行组织了抗日武装义勇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日浪潮纵贯中国。

甲午战争中，日本战时刊物《日清战争实记》这样打量自己的对手：“有将军携带妓女的，有打着蝙蝠伞的，有带着鸟笼的……千差万别、千奇百怪。”

抗日战争中，目睹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岸谷隆一郎几年后自杀，并在遗嘱中这样写道：“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1914年，日本人内藤湖南在《支那论》里形容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1940年，全民皆兵、全民参战的景象震惊了华北的侵略者，日本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回忆百团大战时说：“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不过几十年，一个民族已经凤凰涅槃，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淬火再生。

（二）

这是拥有人类古老文明的国度，却是在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里，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四万万同胞之间，由亲缘认同、乡土认同，转向了对全体中国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这是曾经有过近悦远来传统的国度，却是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赢得了近代第一次抗击外敌入侵的胜利。在经历了一百年闭关锁国、二百年内忧外患之后，重新走入世界历史。

这是拥有河汉灿烂文化的国度，却在这场浩劫中，深刻地理解到什么是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抗战解答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同样解答了近代化以来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困惑。

这是拥有庞大知识群体、文化阶层的国度，却是在这场民族抗战中，完成了知识阶层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气概，拓展成为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追求强国之梦的共同理想。

这是在短短一个世纪中经历了运动与起义、改良与变法、共和与制宪、割据与混战的国度，却在这场生死浩劫中，最终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和旗帜。中国共产党被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开启了新程。

这是曾有着数千载民族传承的国度，却在民族危机的顶点，重新锻造了自己的民族精神，重新找到了民族复兴的起点。

（三）

70年过去了，我们仍在频频回望——

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什么能作出那样的抉择？他们的心路历程，是走过历史的脚印，也是今天回应现实的思考。

家国情怀始终贯穿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越是国难当头，他们就越坚定，越忘我，越踊跃。近现代以来，一方是迅猛崛起的西方列强，一方却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当中国知识分子用世界眼光审视自己的家园时，不得不痛心地承认落后的现实。民族、国家就是眼前的同胞，就是面对强敌的自己，就是战火中已成瓦砾的家。此时，他们不得不抛弃“致君尧舜”的梦想，不得不放下“学而优则仕”的利己主义，不得不停下杏花疏影里的彻夜笛声，不得不守护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从那时苏醒，他们终于成为国家利益、民族精神的书写者。复兴中华民族之梦，从那时开始，益发迫切。

数十所大学的南迁西进，不计其数的文物流转搬迁，数不清的知识分子辗转流离，中国文化空前地接近民众，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空前的宏大深远。知识与民众相结合，理想与现实相碰撞，中国知识分子孜孜求索。悠久的传统文化浸润与西方话语体系框架的修正，在现实面前都显得力不从心。他们不得不再去探索，寻找救亡复兴的大道。最终，他们选择了延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正式开启，涓涓细流，终成江海。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面对烽火，中国知识分子或舍生取义投身战斗，或坚守书桌殚精竭虑，或传道授业培育后学。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担道义，著文章，为国尽忠，为民族尽责。他们坚信中华民族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有科技发展民富国强的一天。他们还畅想烽烟之后，百废俱兴，文化发展，再无鄙倍之词，全付清雅之调。正是这坚定的信仰与忘我的坚守，中国大地烽火满天而弦歌不绝，中华民族如精卫填海志不可夺。

回望，让我们有背靠历史的底气，更让我们有面向未来的勇气。正如习近平同志去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