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2）

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分析

新常态下实体经济转型对金融服务的各种新要求，其核心是提高中国金融服务的效率和金融体系管理风险的能力。

金融效率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衡量方式，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加以衡量。一是宏观金融效率，例如M2比GDP，正规金融系统动员储蓄的能力；二是金融机构效率，也可以称之为微观金融效率。以金融机构ROA、ROE，人均资产、人均利润等为代表；三是金融市场效率。包括金融市场规模、结构、交易成本等。以上述三个维度衡量，中国的金融效率呈现着“低、高、低”的状态。

首先，宏观金融效率偏低。证据有二：一是以单位GDP所需要的货币来衡量，中国是全球最高的。2014年，M2/GDP达到193%，比2000年提升了54个百分点，比20年前提升了近100个百分点。二是以正规金融体系动员社会储蓄的能力来衡量，宏观金融效率也是偏低的。近两年，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快速膨胀，各种类金融机构如P2P、小贷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股权和债权交易平台等出现爆发式增长。如果正规金融体系的效率足够高，灰色地带的金融活动不会增长如此迅速。

其次，金融机构效率似乎很高。2013年16家上市银行的ROA为1.29%，ROE为20%，均达到全球最优秀银行的水平。但是对这种“高效率”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一，上市银行的优秀业绩是在存在市场准入管制、市场价格保护、隐性国家担保的基础上实现的，并非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取得。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银行利润增长率正在快速回落。2010和2011年，上市银行利润增幅曾高达30%以上，到2012年便降至18%左右，估计2014年上市银行利润增速将降至10%左右。几乎可以肯定，2015年银行利润增速将降至个位数；其二，金融业的高利润挤占了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有研究人员分析，金融业利润占全社会利润总额的比重由2011年的24%上升到去年11月的29%；金融业利润与工业企业利润之比则由56%上升到95%。这种畸形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不仅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而且导致高端人才过度流向金融行业（据统计，北大毕业生的29%、清华毕业生的23%进入了金融业），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活力；其三，近两年银行利润增幅大幅下滑固然有利率市场化的因素，但相当程度上是金融监管过度、金融服务不到位，导致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分流银行利润所导致。尽管影子银行有填补正规金融体系空白、增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作用，但影子银行的过度发展，也抬高了社会资金水平，扩大了食利阶层，进一步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第三，金融市场效率也是偏低的。其证据，一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最需要资金、最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却得不到资金；二是交易成本普遍偏高（包括企业上市、发行债券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支付清算成本等）。以清算为例，我国一笔债券交易的清算费用是200元人民币左右，而在欧美市场，大多为不足1美元。三是从资源配置情况看，不仅金融体系能够提供的金融工具选择空间很小，而且大到全社会的资源错配、小到银行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都十分严重。

金融体系管理风险的能力同样不高。一方面，风险管理工具偏少，国外得到普遍运用的金融衍生品如利率期货期权、汇率期货期权等或者迟迟没有推出，或者交易品种偏少，交易限制过严，市场流动性不足，难以有效发挥避险和调整资金组合功能。笔者去年在黑龙江的调研中发现，甚至一些年产值达到10亿元以上的大型出口企业都没有利用避险工具来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受公司治理不健全、行政干预、国家隐性担保等因素的影响，风控机制仍有较大欠缺。近年来，在部分民间金融活跃地区，非法集资案频发。在一些案件的背后经常会出现正规金融机构的身影，暴露出信贷机构风控机制的薄弱和内部治理的严重缺陷。此外，受体制和监管制度所限，金融机构往往采用消极的方式防范风险，尽可能规避有风险的业务，缺少主动应对风险的积极性。

综合以上，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总体偏低。特别在国家层面，远未实现金融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也远远不能适应“新常态”带来的新要求，必须加快推进金融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