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3）

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融业面对的挑战

金融业的转型升级，相当程度上是对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从业者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定式的行为方式的否定，因此必然会面临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我们将面临如何应对转轨过程中必然上升的金融风险问题。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特别是在逐步消除无处不在的隐性担保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必然会上升。一方面前期形成的地方政府巨额债务风险将有相当部分转化为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不良率也会随着产能过剩问题的持续发酵、企业大规模重组以及金融机构内在风险控制能力的不足而进一步上升。

其次，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金融政策和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例如，2013年8月成立的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只是一个议事机构，既没有明确的职能定位和工作目标，也没有清晰的权利和责任，因此不能成为一个决策机构或有效的执行机构。那么协调机制怎样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货币政策、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创新等多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如何配套和相互呼应？再如，未来在中央银行转向更多采用以价格为主的调控方式时，应有一个完善的、以国债为主要操作工具的公开市场机制，而目前这个机制还很不健全。那么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如何在国债发行、流通市场建设方面协调一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如，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如何进一步划清职能、明确分工，使得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够进一步的商业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更好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还有，体制内的金融机构和体制外的类金融机构如何协调发展？这牵涉到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对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实际推动都是巨大的挑战。

第三，在开放过程中如何实现监管公平。这个问题在台湾已经出现，大陆也终将面对。随着开放力度的逐渐加大，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对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监管相对较松，对民营控股的金融机构监管相对较严；对外资机构监管较松，对内资机构监管较严的问题。特别是外资机构或者民营机构不熟悉金融监管的一些潜规则，也容易带来一系列监管摩擦。

第四，金融法制如何进一步强化？目前立法机构对行政过度授权的问题普遍存在，使得监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于放大。另外，法律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不适应性。有法学研究者做过分析，在证券司法案例中，四分之三的案件没有引用《证券法》，而四分之一司法案件虽然引用了《证券法》，但只涉及其中7条，占全部法律条文的3%。说明我国金融法律已经和金融实践脱节到何等程度。

第五，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下一步如何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企的融合成为近期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亮点。但是金融国企如何改革，特别是政府干预、公司治理架构等问题如何解决，尚没有清晰的思路。

未来中国金融转型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如果说上述挑战主要是一些策略性的问题，那么更严峻、更核心的挑战将集中反映在金融发展理念和部门利益调整上。

所谓金融发展理念，是指导金融发展的思想、观念、概念与法则的总和。金融发展理念关系到政府的金融发展战略和金融机构的价值取向，影响金融监管架构、监管目标以及监管部门的行为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金融发展理念归纳起来，就是全力满足中国工业化早中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需要，促进中国经济超常发展。由此，形成了一套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辅；大银行为主、中小银行为辅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建设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客观地说，这套体系和模式与中国工业化早中期阶段的发展特征是相适应的。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演变，金融发展理念陈旧老化和不适应性逐渐显露。从大的方面看，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金融发展究竟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并不明晰。从问题的具体表现来看，一是过于注重金融机构的发展，忽略了市场机制的培育；二是过于重视市场外在形态的发展，忽略了市场内涵的发展；三是过于偏重数量的增加，忽视了市场效率的提升；四是过于强调绝对的金融稳定，忽略了金融市场自身所具有的动态平衡功能。

多年行政性干预的结果，是有关政府部门事实上已经成为市场主体之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制订规则又执行规则，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强烈的自我利益导向。由于政府部门利益的固化，权力的调整和再配置十分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和金融改革的深化。

所以，能否妥善应对挑战，能否用科学的态度调整金融发展理念，能否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