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既要志存高远又须心平气和

当前，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正面临着重要转变，或者说正处在历史的变局中。最近30年，学术发展狂飙猛进。首先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据说，仅古代文学研究从业者目前就多达3万多人。其次是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仅过去一年，全国出版物就多达40余万种，其中就有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巨大贡献。但也不可否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获得的便捷，写书的人越来越多，贪多求快、急功近利、跑马圈地等现象造成了学术生态的恶化。这种状态必须改变。这是我们面临着的第一个历史变局。

历史上溯100年，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创刊，倡导建设新文化、摧毁旧传统的宗旨，由此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文学领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被打翻在地，成为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对象。百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和学术观念的变化，是最显而易见的。文学、历史、哲学从此分开，中文系又分为语言、文学两大块。文学研究细分为古代、现代、当代等领域。各种方法纷至沓来，不绝如缕。20世纪前半叶，有进化论的观念；50年代以后，有唯物辩证法的观念；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有所谓的新方法论，老三论、新三论、现代派、后现代派等。但问题是，由于学科壁垒的制约，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八股化。现在，“项目体”、“学位体”造就了一代学者，学者没有耐心读书，只是翻书，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多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甚至背离了人文学术研究本质。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历史变局。

历史还可以上溯到东汉前期，那时佛教刚刚以比较柔和的方式进入中土。从那以后到8世纪鉴真和尚数次东渡扶桑求法传法。前后七百余年，佛教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改造中国文化。而另外一个中西交融就不那么温柔了。19世纪下半叶，现代西方列强以血与火的方式强势进入中国，西方文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进程刚刚开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上述种种变局，尽管诱因各有不同，但学术界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却相当接近，那就是充满焦虑。这种焦虑与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所描述的那种面对前辈大师感到无奈的焦虑不同，而是渴望超越前辈、渴望超越自己、渴望迅速成功。哈罗德·布鲁姆倡导重读经典来化解焦虑（参见其所著《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但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化解焦虑更应倡导平和沉潜的心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粗犷式的学术发展模式，努力创造自己的学术品牌。回顾过去中西文化的交融，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来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介入，更有足够的耐心包容各种新思想、新文化，进而改造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学术文化研究中保持一种平常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