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之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将党和国家对国有文化企业的价值定位落实到政策规制层面。然而，当前国有文化企业离改革到位还差一步，亟需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将其与一般企业区分开来，从根本上解决国有文化企业价值偏离、等靠政府、惰于创新、效能低下等问题。

转型为社会企业的必要性

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并非只是概念转换，而是组织形态的转型升级，有利于从本质上解决国有文化企业的价值偏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在欧美、东亚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是全球社会创新领域最为前沿、最受关注、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型组织形态。社会企业的核心要义一言以蔽之：以商业逻辑实现社会使命。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视公共利益为其核心使命，公共性、社会性作为其组织DNA，是其经营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其二，以商业逻辑为生存原则，通过市场力量促进社会、环境、文化、教育和人类公平正义的发展。其三，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既不依靠政府亦不依赖社会，通过创新模式进行资源整合与资源汲取。可以说，社会企业兼具社会性与商业性，既不同于一般企业，又区别于社会组织。一般企业的本质是经济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企业的本质是社会使命最大化；一般社会组织主要依靠社会捐赠，而社会企业具有自我造血能力。社会企业作为伟大的组织创新，融合了二者之长，拓展了社会与市场中间广阔的潜在空间。

社会企业应用于文化领域，具备了文化、社会、经济三重影响力，以及“主流价值建构”“低资源消耗”“高创意附加值”等独特优势，应当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精锐力量。可以说，国有文化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是中国文化建设组织工具的升级换代。相比于仅在政策规制层面要求国有文化企业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组织形态创新更有利于其自觉将自身定位与一般企业区别开来，将公共利益视为其组织生命。

转型为社会企业符合国际社会创新趋势。当前，境外政府与民间社会十分重视并积极培育社会企业的发展。从立法层面来看，意大利1991年通过《381法案》、芬兰2004年正式实施《社会企业法》、韩国2007年实施《社会企业促进法》等。此外，美国在州层面针对社会企业进行了立法修订，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推进《社会企业发展条例》草案。从政策层面来看，英国早期以赋税减免来引导培育社会企业发展，当前政府转向成立“大社会资本”，通过基金投入推动其他组织形态转型为社会企业。就资质认证来看，第三部门积极推动社会企业资格认证。例如美国的B Lab，我国香港地区2014年正式运行的“社会企业认证系统”（SEE Mark）等。专门就文化社会企业的发展而言，境外亦有诸多颇具影响的成功案例。例如，英国著名社会企业“大问题”杂志社、美国以扫盲和环保为轴心理念的“更好世界旧书网”、韩国培养残疾艺术人才的“残障人艺术公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力培育的“艺文社会企业”等。相比而言，我国对社会企业的认知还相当有限。虽然学界积极看好、业界勇于实践，但政府层面对其关注还十分不足，尚未形成培育环境。

社会企业是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建设主体。新时期以来，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二元路径”下，产生了政府垄断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过度商业化等种种问题。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二者之间犹如两条平行线，难以融合互促。当前，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解决文化发展的这种结构性缺陷，尽快培育文化社会领域发育壮大，矫正政府、社会、市场“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其中，从组织工具层面而言，社会企业是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建设的新生长点，也是解决文化发展体系断裂的突破口。社会企业的主体方位介于社会与市场中间，有利于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之间找到结合点，丰富二者之间的层次，尤其是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纠正文化产业价值偏离两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转型为社会企业是破解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国有文化企业作为经营国有文化资源的组织载体，其合法性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以公共文化利益为逻辑起点；其二，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其三，收益除了用于自身发展壮大之外要最大限度回归社会。也就是说，如果国有文化企业在价值取向、经营能力与社会效用任何一方面出现偏离，党和国家便有责任、有义务对其进行改革或关停。新时期以来，在以“市场化”为主线的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国有文化企业以及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存在着“转型过度”的问题，主体方位从“政府的延伸”剥离成为市场主体，一方面难以克服体制依赖，形成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又丢失了其公共使命，过度关注“文化GDP”。当前，从我国一万两千余家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大部分转制于事业单位，长期得到事业体制庇护，经营理念落后、人员任用与考核机制不灵活，在内容、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较弱，始终难以摆脱传统依靠财政供养的思维惯性，政企不分、亏损面扩大、财务管理落后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当前，转型为社会企业，是破解国有文化企业发展瓶颈的可行出路。将其主体方位从市场部门拉回到社会与市场中间，有利于其从根本上消除制度依赖心理，将发展重心切实转向自身经营能力建设与履行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