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看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2）

清华精神的形成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恰逢教育界开始出现“改大潮”，1912年，中国有大学4所，到1925年，大学已达47所。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华却保留在中学程度，显然与其独特地位极不相称。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一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帚，唯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即便以胡适当时的威望，“整理国故”的提法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反对者看来，胡适此举，无疑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针对批评，胡适一方面著文回应，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拓展自己的地盘，此时胡适想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在他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清华特地在“整理国故”之前加了“以科学的方法”的前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看来，却已经成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清华改为国立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的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掌清华的。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最为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均与这位沉默寡言的梅校长有关。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名气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