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什么重要意义?应当如何评价其产生的巨大作用?
陈先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最根本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其中,中国化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国需要。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无法前行。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中国化的。只有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方向,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中国革命、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原则,它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作用,必须与它的对象密切结合。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就会教条化、抽象化。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过,“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比狗屎还不如,狗屎还能肥田,教条主义一点用也没有。”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就,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实践成果——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的最好评价。
记者: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发展兴盛,再到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理论新进展,我们的学界做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您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传播和“走出去”面临哪些不足?
陈先达:中国是世界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多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出版物最多的国家,也是在实践中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最宽广的舞台和创造性发展的空间。我没有具体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在数量上是世界之冠。这些著作和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同程度地对阐述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成果、新进展作出了努力。当然,我们的理论成果与我们的实践相比,还是差距甚远。我们还缺少能够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进行具有理论深度和说服力的阐释的学术著作。借用一句话,我们的理论研究正处于“有高原无高峰”的境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传播和“走出去”涉及话语权问题。话语权不仅在国内思想理论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在当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应该说,对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经验和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有发言权,要主动发声,因为这是讲述我们自己的事情。国外学者的正确意见,我们应虚心听取,但如何评价,应当且必须由我们做主。可惜我们缺少一套比较成熟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是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能否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直接影响着能否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立,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外在表达形式,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作指导,就会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即使运用原来西方曾经使用过的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公正、法治;或者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等概念,我们都应该根据时代赋予其新的内涵。这种内涵不是表现在概念的外壳上,而是表现在概念的运用和解释上。因此,我们亟须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实现这一重要任务,需要全体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