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经济增长动力

回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后的30年，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9.9%的平均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由于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变化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科学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为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由于劳动人口增长率高于非劳动人口增长率的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红利既来自于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不仅将大量人口带入新的消费模式，也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制度因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画出了一条前所未见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从这条曲线可以看出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占整个社会总人口数量的比重逐步上升，降低了被抚养人口比重，从而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由于资本积累、资本深化以及资本存量调整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增强而带来的资本红利。通过比较经济增长的四部门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可以看出我国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特征。投资之所以增长快速，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资收益率非常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资金供给方来看，我国早期的金融结构较为单一，金融系统主要以银行部门的形式存在，居民、政府和企业没有过多的投资渠道，只能将资金存放在银行部门作为储蓄，同时，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地压低贷款利率，利率作为资金的使用价格显得相对低廉；另一方面，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日常生活用品，都非常匮乏，导致几乎任何投资都有利可图，再加上当时世界经济增长较快，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国内投资增加而扩大的产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提振了外需，也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是哪一方作为投资主体，较低的融资成本都伴随着较高的投资收益，使得最终的投资收益率非常高。

第三，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带来的技术红利。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不断升级，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处于世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带来巨大财富增长的背后都需要自身研发而耗费大量投入，一旦创新失败，引起的风险对于创新主体来说往往是难以承受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使得我国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方式获得成倍于他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承受很大的风险，这也被称之为“后发优势”，中国凭借这种优势获得了长期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