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道路”三题（5）

第三，怎样评价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量论述来看，他在批评右的自由化倾向时，通常是突出“社会主义”，告诫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批评“左”的思想僵化倾向时，则通常是突出“中国特色”，强调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由于新时期的基调和主旋律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道路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开放，后者的分量自然显得更重些。早在1978年9月他就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19)他在1982年十二大上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也是直接针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

下面我们把邓小平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针对苏联模式发表的重要意见，以提出问题的时间为序，作一个大体的梳理：

1.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并举了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等例子。“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20)据此，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之为我所用。这就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容，拒绝学习这些方法，连一些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都要贴上阶级标签、追问姓社姓资的苏联模式。

2.在这次会见时，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重大论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要把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管理方法一样，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21)后来在南方谈话中进而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据此，我国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使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从而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

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高调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包括处理某些包含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他还反复强调搞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主要区别。据此，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突破了斯大林在国内阶级消灭了还强调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从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不重视大大改善人民生活使全民共同富裕的苏联模式。

4.1980年4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经验时指出：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7年8月他在会见意共领导人时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规划。同年10月，十三大完整系统地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据此，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使社会主义从天上回到人间，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这就突破了早在1939年就宣布已进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的典型“超越阶段”的苏联模式。

5.1980年8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尖锐批评在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严重弊端，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结论是：“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2)据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而稳妥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并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突破了同样存在上述弊端并且愈演愈烈、最终陷入无可救药绝境的苏联模式。

6.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3)1989年5月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4)据此，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的创新和与时俱进，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就突破了把马列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来曲解和固守，思想僵化、理论停滞的苏联模式。

7.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从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结合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上，从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与其实现途径的辩证关系上，亦即在更高更深的二级本质的层面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据此，我们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它体现在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这就突破了往往只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等制度特征亦即初级本质(但计划经济连初级本质都不是)的层面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以上所举仅是荦荦大者。凡此种种，都是对苏联模式重大的原则性的突破，全面的整体性的突破。突破是最大的推陈出新，是质的飞跃。赖有这一系列突破，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总结中国的、同时也是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对它的探索“始于毛”而“成于邓”。肯定这种突破，方能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历史转折的重大意义，肯定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肯定中国模式的正确性，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并且永不停滞，永不僵化，使中国特色道路不断完善发展，永葆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