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道路”三题（4）

其次，怎样估量毛泽东对摆脱苏联模式的探索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开始放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上。其直接原因，从国内说，是我国此时已有几年建设的初步经验，亟须加以总结，形成自己的建设路线。从国外说，苏共二十大在否定斯大林的同时，揭露了苏联在建设中的许多错误，亟须以苏为鉴，重新设计自己的建设思路，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2)正是在这一国内外大背景下，毛泽东合逻辑地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重大命题，强调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其锋芒所指是苏联模式的某些缺陷和前几年我国对它的照抄照搬。提出这些思想的代表作，就是他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在他列举的十大关系中，涉及对苏联模式的批评的主要是三条：一是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出要适当调整对三者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增加对它们的投资，不能像苏联那样片面地注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二是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提出对这三个方面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特别是不能像苏联那样采取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办法。三是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中央要适当放权，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死，丧失机动权。在这三个关系上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评很中肯，设计的思路很可贵，但是批评尚未触及根本和要害，思路也有明显局限，比如在重、轻、农关系上仍然坚持以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而必须优先发展。所以《论十大关系》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初步的有限的，并未从实质上摆脱苏联模式。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13)，实际上就是道出了这种情况。

1956年9月，八大宣布由于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党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基础，是在一个最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但在“左”的干扰下，时隔一年，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却声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这就推翻了八大的论断和路线，把全党注意力引向阶级斗争。后来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强调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接着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即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切服从阶级斗争的道路。

1956年12月即八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针对一些地方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现象，指出要使之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15)这就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不到两年，他在1958年8月称赞人民公社时却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16)

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运用对立统一辩证规律阐述社会主义下的矛盾，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正式提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命题，强调必须发展工农业同时并举，而且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更应充分注意农业和农村问题。其后国民经济计划对农、轻、重顺序的安排，直接由此而来。《正处》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的性质、情况和运动规律，这可以看作是为我国需要改革提供了哲学依据。但是在具体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矛盾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按此逻辑，出路在于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用改革的办法克服体制层面上存在着的与苏联模式相似的严重弊端。果不其然，一年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盲目求纯、急于过渡的“左”倾做法就大行其道了。《正处》在理论上的另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然而恰恰是在它公开发表之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1959年又在全党制造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反右倾”运动，接下去便是城乡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一两年后就离开了科学轨道，直至把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归结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里还需要指出三点：一是毛泽东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宣称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这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社会。二是他在1958年“大跃进”中就提出要恢复供给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是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理解，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三是1966年的“五七指示”，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17)正如胡乔木曾指出的，这种构想实际上是“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18)。以上便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砸烂“旧世界”以后所要建立的“新世界”。

综上所述，一方面要肯定毛泽东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愿望和思考，有所实践也有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又要承认总体上说他还是在苏联模式的大框架内兜圈子，从而终究未能摆脱它的影响和束缚，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求大求纯、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人治法治问题上，还与这种模式难解难分，甚至有所发展，比它走得更远。这是毛泽东虽然堪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然而探索基本上并不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始于毛”却未能“成于毛”的缘由所在。邓小平在1980年1月说的“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是对以往探索的回顾和反思，表达了继续探索的紧迫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