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道路”三题（3）

二、“中国特色道路”与苏联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往被广为简称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既为中国模式，当然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与别国模式相比较而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借鉴别国模式而产生的。

把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相比较并不难，因为两种体系、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泾渭分明，洞若观火。把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相比较则不易。但由于“中国特色”主要是相对于苏联模式而言的，它的形成离不开“以苏为鉴”，做这种比较尤为重要和必要，关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得失成败和国家发展的前进方向。

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首先，怎样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苏联模式

在这个问题上，似需树立“两个区分”的观点。

一是把苏联模式的早期与后期区分开来。邓小平在1985年8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1)对此可否作这样的理解：新经济政策也是一种苏联模式，是列宁开创的早期的苏联模式，是吸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而建立的富有活力的苏联模式。“后来苏联的模式”，则是取消新经济政策之后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模式，或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苏联模式，就是特指这种模式，而且是特指其消极方面，即严重弊端。弊端也是逐渐产生的，到斯大林晚年才充分暴露出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中，赫鲁晓夫曾试图改革这种模式，然因未触动根本体制，随意性又很强，形不成系统、科学的思路而夭折。勃列日涅夫时代整个来说是僵化和停滞的年代，体制弊端积重难返，回天乏术，许多方面还呈现倒退。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启改革，却因其指导思想是所谓“新思维”即民主社会主义，结果改革变成改向，以亡党亡国告终。可见，对于苏联模式，因有早期与后期之分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从来就是一种僵化的模式，而只能说它“后来”才成为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要标志的早期模式，是列宁在探索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是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允许私人经营、商品生产、市场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好就好在这里。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基本点还是那些。

二是把斯大林苏联模式中的基本制度与体制层面上的严重弊端区分开来。一方面，这种模式中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劳动人民政权和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制度，在大方向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要求的，也切合苏联实际和人民利益。建立和恪守这些制度并非错误，更不是罪过。尽管这些制度局限在斯大林体制的总框架内，带有“左”倾色彩，但毕竟是在这些制度下，使苏联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唯一能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霸主相匹敌和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大国家，这期间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一度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这样公道地评论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也惟其如此，苏联方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对于这些基本制度不能否定。我国现行的基本社会制度，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它们的继承和因袭，虽然涵义已与“左”的年代不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这种模式确实有许多严重弊端，诸如经济上搞一大二公三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而未能使人民充分共享发展成果；政治上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搞人治不搞法治，重集中轻民主，讲纪律不讲自由；意识形态上思想凝固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搞精神垄断；在党内大搞等级特权和官僚作风，实行家长制和个人专断；如此等等。这些严重弊端极大地损伤了党和国家的肌体，使整个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对这些当然应予坚决否定，并引以为戒。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就必须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中这些东西的影响和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