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逾深化，体制冲突越激烈（2）

制造业出现了这种趋势，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几乎是靠制造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危机显而易见。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获益最大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在高端，另一个中国在低端。在中国尚未跻身于高端的情况下，制造业已经出现成本劣势，必形成中国式尴尬，这比“中等收入陷阱”来得更实际，更直接，危害也越大。

为什么如此快地出现成本快速增长？很重要的是政府管理成本，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税负和其他运行成本。一段时间里出现中国税负在世界范围内高低的争论，其实，没有必要争论，中国税负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一定排在前列。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党政系统，这些人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依靠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存活。此前，人们之所以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主要是几十年来城市快速发展，房地产领域给政府创造了巨额收入，既然有这一收入，政府也就不会把成本转嫁到企业。换句话说，既然可以转嫁到后代，通过预支未来实现生存，也就不会直接与企业发生冲突。一旦卖地难以为继，政府庞大的行政费用必定转嫁到企业，到这时危机真正到来。

诚然，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企业成本上升而来的压力，因为制造业加快向国外转移的速度，除了响应政府号召，其实还有成本压力，后者更根本。为了解决企业成本快速上升，政府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包括努力降低小微企业税收成本，核减一些政府行政收费项目，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无关大局。因为，我们党政系统的人头减不下来，就需要收钱，只要收钱，企业成本就不会降低。这其间存在逻辑关系。

那么，中国能不能走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不能！因为现有的政治观不支撑，换言之，政治观不突破，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模式就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比如，我们强调的是政治领导和统一领导，突出的还是党和政府的调节社会的能力，再者中国社会运行远未进入法治时代，既然是人治、党治、政府高度干预，那么就必须有相应的组织系统和人力投入。高校建立党的系统，哪怕校长、副校长一干人等都是党员，仍然需要另一批党员来检查监督，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要建立党的组织，都是因此而来，等等。

上述分析是否意味着笔者观点是否定党的领导，把政府建成小政府？当然不是!依照目前的国情和长期形成的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国复制西方的制度很容易造成社会危机。这里的关键是真正产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理论突破化解发展危机，真正研究出大政府的经济功能，即庞大的政府不是经济累赘，而是直接创造财富或切实支持企业创造财富的组织。这应当是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最现实最迫切的命题。

要解决这样一个命题，没有新政治观的支持，断然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