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的科学反腐制度（2）

二、反腐败的四种主要方式

数千年来，世界各国与腐败犯罪的斗争，大体遵循两条路径，一是通过道德建设，在道德自律上下功夫，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主体的道德良知上，可称之为伦理型反腐或人治型反腐；二是求助于法律制度，在权力制约和制度控制上下功夫，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外在的强制性规范的压力上，可称之为法理型反腐或法治型反腐。两条路径互相交叉，各有侧重，衍生了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制度反腐四种主要方式。这四种方式各有特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体现了独特的存在价值，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1.清官反腐。千百年来，包拯、海瑞等一批批有良知的官员以其刚正不阿、秉公执法、舍生请命、除暴安民的政治品格留下了千古美名，深受世人的爱戴和称颂。清官的出现，为历代士大夫树立了道德的标杆，对于封建政权的维系和巩固，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封建社会的官吏，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性，大多贪赃枉法。清官反腐的实质是理想的人治期待，试图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体制，挽救一个王朝，其成效不但取决于清官本人的道德、能力、地位、精力和寿命，更取决于统治者的认识和决心。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清官反腐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地位，是否要反腐，如何反腐，一切都要遵从统治者的旨意。这就决定了清官反腐只能是隔靴搔痒、昙花一现，不可能真正带来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公正。

2.重典反腐。面对腐败对统治秩序的侵害，为了达到根治腐败犯罪的目的，统治者不得不动用严刑酷法，这就是重典反腐。重典反腐以其手段的严酷，常常使许多官吏慑于刑罚的威严，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于革除时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权的运转，在一定时间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血淋淋的惩罚手段可以震慑于一时，不能适用于长久。事实证明，重典肃贪决心最大、手段最残酷的明朝，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百思不得其解，叹曰：“吾欲除贪赃官吏，为何朝杀而暮犯？”[3]125究其原因，主要是重典反腐缺乏法律的普适性、稳定性、公平性等特点，既无法制约统治者，也无法惩罚皇亲国戚，而常常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重典反腐的不彻底、不严密、不可行由此可见一斑。

3.运动反腐。国际上比较典型的反腐运动，有意大利的“净手运动”、韩国的“庶政刷新运动”等。中国比较典型的反腐运动，有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等。国内外运动反腐的实践表明，发动群众与腐败现象作斗争影响大，震慑力强，能对腐败分子形成巨大的打压态势，能及时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同时能引导和培养公民的自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净化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但是，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运动反腐存在着诸多严重不足：一是反腐败成为一阵风，无法保证反腐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人治因素和主观随意性大，反腐“过头”与反腐“无力”并存；三是侧重于事后打击，疏于事前防范，往往事倍功半；四是降低经济效益，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4.制度反腐。当清官反腐、重典反腐和运动反腐不可能从根本上惩治腐败时，制度反腐便成了人类文明由人治反腐到法治反腐的必然选择。这是人类历史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理念的一次飞跃。所谓制度反腐，就是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制约和监督权力异化。世界各国的反腐经验表明，制度反腐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产生的最佳方法，具有普适性、根本性、稳定性、权威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