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供给侧改革与新政治经济学（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意义

解放新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经济低迷的形势，很多国家和政府求助于凯恩斯主义，施以总需求管理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规模刺激经济。但政策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且造成了增长的持续低迷，由此也形成了“凯恩斯失灵”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解决“凯恩斯失灵”？

韩保江：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侧管理，它因有效应对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流派，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复苏乏力，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面对的是物质生产总量过剩的经济困难，如果跟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再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过剩的问题会更为加剧。在此背景下，不能说完全不需要相对宽松的政策，但更应当从供给侧寻找应对思路。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明显理论创新意义的。

首先，高度重视供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传统。《资本论》中谈到的通过分工提高劳动效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寻找规模经济提升资本的效率，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的。从实践领域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初期起，我国总体上就是从供给侧组织生产的。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曾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发展经济保证供给，这也是从供给侧来推动发展。但过去我们是用计划体制来抓供给，现在要用两只手，即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以及市场的这只“无形之手”，共同来抓供给。可以说，抓供给侧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推动供给侧改革，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供给学派也仍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养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从供给侧来研究要素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大致意思是说，工业总产值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结果，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受到技术进入、制度创新等重要变量的影响。此后，这个函数中又丰富了很多新的要素和新的变量，例如，人力资本、产权，等等。西方经济学还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才是解释当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变量，并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是技术进步，而教育可以改变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等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有益思想。最关键的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实际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它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