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商关系似乎永远是个难以割裂的事物,也是个非常敏感而复杂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亦官亦商的人物:吕不韦、陶朱公、胡雪岩、盛宣怀,民国的孔宋家族都是这个群体中典型的人物。“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格言至今流传。甚至有企业家说,搞懂官商关系比读个博士生还难,官商关系的复杂程度可见一斑。我们知道,我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封建农耕时代,由于大部门统治者都采用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致使商人一直不能融入主流社会。由于体制原因,政府掌握了绝对的资源,因此,商人要从事商业活动必须依附于政府。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指出:“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有专家认为甚至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就是一部官商经济史。这种说法虽有写极端,但不无道理。冯仑在甚至在《野蛮生长》一书中把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概括为“离不开,靠不住”,则更为简洁地表露除了对官商关系的认知。
市场经济以来,连外国人都在琢磨中国的官商关系,目的在于怎么样能才能揽到生意。他们也认为,在中国,各级官员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资源、政策等,没有与官员良好的关系,企业是很难存活甚至壮大的。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在处理有关事情的时候思维都被“汉化”了,他们不惜重金聘请甚至收买官员,一旦攻不破官员堡垒,就从他们的妻子孩子入手。他们看中无非是官员手中的权力,他们也和中国的生意人一样信奉权力带来的是生意兴隆。关于这种景象,著名社会学家费正清有句话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获得捕鼠的垄断权”。费先生的话精辟的指出了为了减少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追求自身的安全感,减少或有风险,商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好政府关系。任何商人想拿到这种垄断权,都必须打通与官员的关系,正因如此,为了在商业活动中获得这种机会,很多商人都会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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