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耄耋老人的“乐善”人生（2）

二

一九四一年，谢家坝成立了国民学校。我从三年级到小学毕业，成绩良好，连任级长，毕业考试，成绩第一。

当时正值抗战中期，我们组织起宣传队辗转谢家场、龙坑场和深溪水永安场巡回宣传，高唱抗日歌曲，高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抗日救亡口号，群众抗战情绪高涨，宣传效果很好。

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去遵义投考玉锡中学（遵义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读书。该校是遵义名校。清光绪末年，袁玉锡(湖北襄阳人)奉朝廷之命来遵义府任太守。袁知府热心政绩、抚爱百姓、一身廉洁、兴办百艺厂，解决人民工作。他主持开办小学、中学、师范、女子学校，促进文化教育事业，金沙、仁怀、湄潭、绥阳、乌江等周边县乡的学生都慕名来遵义求学。民众为纪念袁公玉锡德政业绩，创办了遵义玉锡中学，并将他的事迹收入《遵义府志》。

当时我没钱买书，国文、历史都是借书抄读。生活也极为艰苦，在遵义读中学的同窗，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他们都住客栈，每月吃八十斤大米，付食费另加。而我只能住校舍，每月吃六十斤(菜金在内)。后来就连这样的生活都吃不下去了，只好从老城到新城小饭店吃两小碗帽儿头(四两米)，几颗萝卜丁就是菜，饭碗一放，肚子总是饿的，更不谈零花钱。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我身穿单衣（仅仅只有两件），裤子只是一条，脚上一双布鞋。晚上睡觉，床铺上只有一床旧棉被，我只能半边盖半边垫。从上床到天明起床，脚一直是冰凉的。

一九四四年冬，爆发了“黔南事变”(侵华日军沿黔桂铁路直逼贵州，独山告急)，遵义大多数的人都疏散下乡去了。我们班里坚持到最后只有两个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国文老师谢佩秋先生（当时已是古稀之年），她小脚、披发、穿长衫，拄着一根拐棍，仍然每天到校上课。她说：“日军尚未打到遵义，哪怕是只有一个学生，我也要坚持上到最后一课！”谢老师的言行，对我一生的启发是不可磨灭的。她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老师，她的言行，对我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