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泉：风险时代——个人从“知识”向“智慧”的跨越（3）

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想买钥匙链回来送给同事，结果后来在商店里发现几个挺好的链。我问多少钱？店员说13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150块钱左右。回国以后，我在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城里看到这个商品，我就找到生产厂家问他们，我说你的加工费多少钱？他说8毛钱。他说英国离了中国连圣诞节都没法过。每年过圣诞节所需的圣诞树、圣诞树上挂的东西、吃的东西、送给孩子们的礼品，统统都来自中国，一次配送。但是中国挣到钱了吗？我们没有挣到钱。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难不难？过去我们老说创新是科学家的事情，是某一些领域专家的事情，但是看一下日本的生产线就知道，创新其实就是普通工人的事情。有一次，我带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到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进行培训，日方的培训师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三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拿了一支笔，他说笔杆和笔帽组装起来需要多少时间？笔帽拿起来一秒钟，笔杆拿起来一秒钟，拧上一秒钟，放回去一秒钟，四秒钟是标准生产时间。如果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三秒钟能不能完成？我们的企业家很聪明，说很简单，左手拿笔帽的同时，右手拿笔杆，一秒钟，拧上一秒钟，放回去一秒钟，压一秒。他说那好，你再给我压一秒。我们想不出来了。这个培训师给我们说，我们生产线上的工人就想了一个办法，把笔杆固定在工装线上，笔帽拿起来一秒钟，拧上一秒钟，两秒钟结束了。我们的工人说，这有什么？这不太简单了吗？可是你为什么没想起来？后来，日本的培训师说，我们的工人其实是一秒钟完成全部工装程序的。至今我们也不清楚，怎么用一秒钟完成这个工序，但是那次培训到最后，我把问题提给丰田汽车公司的一位副总，他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他说问题其实并不出在工人怎么动脑筋来解决这个问题上，而在于你怎么设计机制。在日常管理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生产线上有十个工人，通过提高劳动效率，不需要十个人，要减掉一个人，应该减掉谁？作为管理者，可能就会想到把那个调皮捣蛋的、劳动力差的人减掉，剩下的九个人继续创新。当你又要减掉一个时，要减掉谁？减掉最差的。如果继续创新，减到七个人，工人们会怎么想？就是这个创新不能做了，创新的结果就是我的饭碗没了。而日本生产线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工人创新需要九个人，拿下一个人，我就把最好的那个工人拿下来，他依然在生产线上，只不过他变成了一个巡视生产线的人，当生产线上哪一个工人遇到了问题，或者生产线上遇到了哪些问题时，他就迅速帮助他解决。再减下来一个人，再让他巡视生产线，这些人都不离开生产线，所有的工人的创新积极性大增，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随着自身技能的提升，创新能力的提升，总有一天我可以有一个更清闲、更体面的工作。而在中国的管理体系中，很多用人单位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末位淘汰制。所以，其实问题并不出在技术创新的环节，而出在管理创新的环节。全民创新最重要的是什么？创新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大脑，而我们对思维的管制太多，人们缺乏自由思考的环境。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创新自由，就不可能有创新。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事实上，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了一本书叫《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可惜这本书写完以后没出版，就被扔到抽屉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用老鼠的牙齿去批判”。过了几十年，这本书才被找出来重新得以出版。这一年，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了。这一年马克思多大？马克思28岁，恩格斯26岁。你能想象在一个遥远国度，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一个26岁的年轻人，创立的一套理论体系适合于160年以后一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一味地固守教条是非常可怕的。

1989年之后，“左”倾思潮开始回头，有些人开始对我们国家的探索，对我们的发展模式提出批评。特别是在温州。有人说，温州搞的就是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复辟，就是剥削。当时，中央党校一个教授到温州考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在工厂里看到一个小男孩，在车床上做冲压垫，用很薄的铁皮冲出一个东西，再推进去，很简单的机械劳动。教授就过去问那个孩子，说小家伙你多大了？说，我13岁。教授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不是童工吗？说，我们温州的工厂里使用的大量的童工。教授就跟那个孩子说，你知道你老板在剥削你吗？孩子说，不知道。你知道你是童工吗？孩子闪了闪眼睛，不清楚。教授就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准备离开，没想到身后这个孩子就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爷爷，你别走。说，爷爷我们家非常穷，我父母没钱让我上学，我才来这个工厂，好不容找到这么个工作，你要不让我在这里干活，我父母也没办法让我上学，他们回家就会让我放牛或者放羊。如果说童工不合法，那牧童合法吗？他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教授说我挣三千多块钱，你挣多少？这个孩子说，我挣八百多块钱。只是个13岁的小孩就挣800多块钱，你头发白了才挣三千多块钱，你说我们老板剥削我，那谁剥削你？这个教授回到了中央党校的讲台上，面对我们的高级干部就说，如果我们不在理论上创新，我们连一个孩子提出来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

有时我们恪守教条，殊不知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前进的不竭动力。通过看《大国崛起》中那些国家的历史，看一个国家要代替另外一个国家，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创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厂，这个国家要怎么维系大国地位和人民生活？西班牙有一座很小的城市叫萨拉曼卡，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大学古城。在萨拉曼卡大学里有两万多学生，其中有一万多是中国学生，学生一年在这里要花多少钱？三十万。而像这样的大学，在这个国家还有无数所，你就知道他是靠不断的教育创新，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学生，学生父母过个一两年还要去看他一次，至少还要花十几、二十万。可是我们的教育本身就没有吸引力，我们的北大清华说有一百年的历史，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已有八九百年历史了。八百年来，不断创新，所有的房子都是古建筑，但所有的教学体系、教材却每年都在翻新。所以，创新对一个国家而言实在太重要了。而除了在国家层面要进行理论、体制的创新以外，每一个个体也都应该有一种创新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