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谬误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但共同理论基础都是唯心史观。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衡量中国发展道路，是其显著特点。

一、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无数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的英雄，也充斥着贪生怕死、开历史倒车、卖国求荣之徒。后来者正是从这种界限分明的是非善恶中获得激励与警示。

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人并没有截然的是非善恶之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坏蛋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从而混淆、解构了对一些历史人物已有的基本判断。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网络恶搞中，他们将人做了“扁平化”处理。对待英雄，用各种戏谑、反讽甚至造谣的方式，将其光荣事迹弱化甚至丑化。例如，说黄继光是因为摔倒了才堵上枪眼的，董存瑞牺牲是因为炸药包两面都贴上了胶，等等。相反，对土匪、汉奸、卖国贼等反面人物，则竭力描绘其在私人生活中的慈爱、孝顺、友善、仗义等，为其渲染悲情色彩，使人们对之欣赏甚至同情起来，从而转移对其屠杀民众、出卖国家等恶劣行径的关注。更有甚者，竭力为贪生怕死、吃喝玩乐、卖国求荣之徒辩护，似乎这样做才符合人性，而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反而违背了人性。

“高尚者并不那么高尚，卑鄙者并不那么卑鄙”，似乎整个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均质化的庸人所组成。历史虚无主义就是用这种手法，模糊善恶界限，掩盖反面人物的各种错误立场和反动行径，为之翻案。

在看待农民革命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其描绘为一场戕害人性的暴乱。他们不去关注农民曾经如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高昂地租、高利贷、酷刑等各种形式的剥削和镇压，而是去渲染革命斗争的“无情”。有些作品，热衷于刻画个别地主在日常生活中的“知书达礼”、“典雅高贵”，以此来迂回表达其对革命斗争的不满，似乎革命就是野蛮对文明的报复，是卑劣人性的集中展现。

在看待反抗侵略的战争时，历史虚无主义者不去区分战争双方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仅仅从个人情感、个体命运以及家庭遭遇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每一个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管是发起侵略的一方还是反侵略的一方，都是值得怜悯的对象。前者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是可怜的灵魂需要救赎的对象；后者则不过是逞一时之勇的可悲炮灰，一时的英雄壮举带来的是无尽伤痛甚至生命的毁灭。于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演化为战争无是非之别，对战争的反思被简化为笼统的“反战”，人类和平被寄望于对抽象“大爱”的呼吁。对侵略者的谴责成了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代名词，而对英雄的纪念反而成了好战的同义语。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人性？恩格斯深刻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吃喝住穿、七情六欲、谋求生存等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性当中的确有其自然性的一面，但决定人之为人的，却是其社会性。因此，为了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才真正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实现了人性的升华。相反，用自然性来代替社会性，鼓吹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利益，这无异于将人性降低为兽性。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诚然，每个个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反面人物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域，也许温文尔雅、有情有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面对被统治者时，整体上展现出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是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是由于他们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甚至冲突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展现出了温情，就忽略其在面对民众时本质上的反动性；也不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弃恶从善，实现友爱与和平。用抽象人性论来看待阶级对立和冲突，看待民族解放战争，看似充满道义，实则软弱无力，客观上更是对恶行的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