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论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4）

四、开放发展

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目前，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关键，是要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例如，要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首先要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战略为重点，加速创新型国家建设，参与国际分工要从较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积极提升对外经济开放的质量。不仅要落实“中国制造2025”，而且要参照德国“工业4.0”的精神，超前规划我国产业。不能每一个产业都搞后发优势，在高铁方面我们就搞了先发优势，很成功。自主创新需要长期不间断的投入，长期积累，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科技研发费用投入太低，2014年科技研发经费占比只有2.1%。这个比例不要说跟发达国家比，甚至连印度都比不上。

其次，要借鉴日本经验，根据每个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具体确定该产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速度，从而为该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日本的产业是一个一个开放的，这个经验来自德国。在19世纪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历史学派影响下，德国迅速起飞，采取的措施就是先保护，先不对英国开放，通过内部竞争提高技术，等产业水平接近英国，或者互有短长，然后才开放互利。过去美国经常与日本谈判，要求日本开放，日本就是不开，磨了十年，产业和技术上去了才宣布开放。韩国也大致如此，现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比我们还强。与其更多地学习美国，不如更多地学习战后的日韩。

第三，金融开放发展要确立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的思路，这是新常态下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条件。服务于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本职能。这一职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是金融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与实体经济相适应。金融业开放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开放发展超前于实体经济，则会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常态下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需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防止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金融垄断。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金融垄断，不仅会攫取大量的金融垄断利润，而且使中国失去经济自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屏障。新常态下防止外资的金融垄断，要求我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通过法律严格限定外国资本在商业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和参股条件。二是要谨慎对待并充分论证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资本项目管制是防止国家资本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速度要与国内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金融监管部分的监管能力相适应。三是加快金融市场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和全方位监管，特别是加强以有效治理股灾的股市监管法制和能力建设。一方面，人大要完善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使法制建设与金融市场发展实践相适应；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在监管人员素质、监管技术、监管机制等方面不断监管能力。四是人民币“入篮（SDR）”后，金融改革仍应基于国家安全原则，以加强自主型高层次开放。人民币入篮不等于要立即开放资本项目。基于“三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存在着“钟摆效应”，就是保证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的一个目标实现的同时，另外两个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摆动。倘若高度重视蒙代尔、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梯诺尔四位诺奖得主和林毅夫、余永定、郎咸平三位海归国际金融专家以及著名教授方兴起等，均一致反对立即开放我国资本项目的科学理论和政策分析，现阶段我国应采取的政策选项是：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在汇率制度弹性和资本流动程度之间进行摆动。具体说来，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有管制的资本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