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硬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发力？3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学者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施路径展开深入研讨。

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理论基础

在阐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实施路径之前，厘清一些关于它的理解误区至关重要。在当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中，有观点认为其经济学基础就是西方供给经济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杰回应称，“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宏微观理论的简单化和极端化，有很强的误导性。”他解释说，供给经济学是为反对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而诞生的，其首要假设是恢复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应该主动进行需求侧管理，需求侧因素在“大萧条”等屡次经济危机和本轮全球经济下滑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角度看，供给经济学过于以偏概全。

郭杰进一步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通过改革不适应新常态的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

谈到如何认识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认为，应当将三者放在统一框架中理解。新常态是根本性、统领性的概念，它提供了基本的语境；五大发展理念为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提供了指导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们在新常态下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找到了切入口和落脚点。

构建新型激励相容的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归根结底要落在“改革”二字。与会学者认为，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大、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等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在新常态时期成为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必须要进行体制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供给侧问题。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黄桂田分析，要促使中国经济未来长期保持良好增长状态，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供给管理的改革。“不能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多了。”黄桂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能供给什么？”在谈及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张晓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供给侧不应局限于提供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者，政府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提供方。而政府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供给的就是善治，例如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创新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甚至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

“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内生动力以及改革的顶层设计，只有这种三位一体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真正在改革上有所作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共识已经具备，当前需进一步激活基层创新，增强地方政府改革的内生动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构建与新型激励相容的体系，只有构建起这样的机制，才能真正激发敢于改革、勇于改革的精神。

结构调整需重视外部机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哪些方面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在专题报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施路径》中提出了若干建议。

在国际大格局中，美日欧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政策考虑将为我国结构调整提供外部机遇。报告建议，我国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需要因势利导，在大宗商品价格不振的条件下，发挥我们的成本优势。加强与美国高科技企业合作，努力承接智能制造业转移，攀升国际价值链；积极参与欧洲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输出能源、建材等领域的过剩产能；在国际资本流出的环境下，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整合我国的原材料产业链，以资本优势巩固传统制造优势。

供给侧调整的核心是降低成本。“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从要素市场改革入手降低成本。”报告认为，虽然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成本，提高有效供给，促进结构升级；但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环境约束加大，我国的总体要素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必然进入上升通道，要素价格市场化带来的短时价格下降难以抵挡长期趋势。报告建议，在要素价格呈上升趋势的前提下，只有在供给侧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创新，生产效率才能提高，在抵消要素价格上升的同时降低成本，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结构调整。

此外，报告还主张以提高国内产品标准为手段，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大存量改革；以制造业高端化为主要着力点，提升产业结构，带动服务业发展；利用城乡收入差，通过新产业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序废止审批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简政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