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正确把握时代特征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3）

三

邓小平关于“两个冷战”开始的判断，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阵营迅速分化，出现了以美苏对峙为主要特征、美国企图称霸世界的新格局。在中国，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意在假蒋介石之手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达到独霸中国、控制远东的目的。中国革命面临着新的侵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这种反动力量，就成为敢不敢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时，毛泽东在延安做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论断的同时，又明确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这个论断，深刻反映了一个历史的铁的法则，尽管现在有些人不愿面对或有意掩盖这一事实，但它一再被战后70年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帝国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总是交互使用武力消灭与和平瓦解这两种手段，即使是以和平瓦解为主要手段时，它也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当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将领丘吉尔曾提出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并参与策划对苏俄的武装干涉。1918—1920年间，英、美、法、日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勾结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侵犯苏维埃俄国。遭到可耻的失败后，它们又企图通过和平方式瓦解苏维埃政权。列宁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列宁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还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意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富有教益的，必须时刻牢记并加以遵循的原则。今天，列宁的这个预言不幸而言中。苏联和东欧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大倒退固然有外部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主动撤销了这“三道战壕”，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意志”，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太平。美国霸权主义仍然横行天下，它不但可以依据假情报随意武装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屠杀无辜平民，处死合法政府首脑，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而且在新世纪一再发生的“颜色革命”，更是值得人们高度警惕。近些年来，在格鲁吉亚、伊拉克、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突尼斯等国发生的名目繁多的“颜色革命”，都表现了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都有外国势力插手，典型地表现了“两个冷战”的特点，既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又是针对第三世界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演变和倒退，但如果这个政权仍然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性，不肯听命美国，也仍然是被颠覆的对象。二是利用和激化所在国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以极少的代价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形成快速集结为特征的街头抗争行动，使现政府瘫痪而失去应对能力。三是通过长期准备，培植内部反对派，内外勾结，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总之，无论是武装干涉，还是所谓和平非暴力的“颜色革命”，都是在对外输出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等价值观念的名义下，扶植亲美势力，实现其霸权主义的企图。值得注意的是，“颜色革命”在今天已成为它们妄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第三世界的主要的、便捷的途径。

邓小平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毫无疑问，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就成为它们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一个重点。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政治风波中持续的广场集会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具有“颜色革命”基本特征的严重事件，只不过是一场遭到可耻失败的“颜色革命”。2014年在国外反华势力策动下、由一小撮港独分子鼓动的“占中运动”，也是一场“准颜色革命”，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以此影响中国内地。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未雨绸缪，掌握主动权。

第一，在复杂多变而又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既要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善于化解矛盾，广交朋友，又要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决不因外交策略的灵活性而在理论上偃旗息鼓，那样做只能模糊自己的面目，失去正确观察和应对的能力。帝国主义在实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时候，总是希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首先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以便于他们的谬说得以畅行无阻。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说：为了改善美苏关系，需要苏联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他从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的言论中看到了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迹象，欣喜若狂，立即向华盛顿报告：“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资产阶级政治家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