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中国的大战略布局

1993年9月16日，晚年的邓小平在与他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从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对发展后的中国问题的敏锐感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晚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

1997年，邓小平逝世。但邓小平晚年提出的问题并没有随他而去，而是长久地留给后来者，使后来者不得不正视，不得不为之求索答案和开出“药方”。

发展的同时虽然带来了问题，但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进一步加以解决。因此，不管是观察未发展前的问题，还是思考发展起来后所带来的问题，都要求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动态地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逻辑演进，用变通的思维适时解决中国的新问题。

不发展是大问题，发展起来后也会带来新问题。如何解决发展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邓公之问”的答卷，如今交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手里。

中国改革攻坚的窗口期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发现，同处东亚的诸多邻国比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居然都远远走在了中国大陆的前面。曾经在中国外交部任翻译的张维为教授至今仍对当时的出国印象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初，我头一次随中国领导人出访泰国，真是大吃一惊，泰国居然有高速公路、有超市，有熙熙攘攘不关门的时装商场。我那时候感觉泰国至少领先中国30年。

但是，30年过去了，中国人再次发现，亚洲地区除了韩国、新加坡等继续高歌猛进，已经迈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外，日本陷入了20年的停滞泥潭，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则在这30年里进步不算大，按照张维为教授的观感——“泰国已至少落后中国上海20年，菲律宾等则已落后上海30年”。

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部分印证了中国人的观感：依据世界银行近年来的分组标准，按照类似于市场汇率的“地图法”计算，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45美元以下的经济体被列入低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46美元至412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组，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组，超过12735美元则被列入高收入组国家的行列。按照类似这样的动态标准观察，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撇开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实际上，按照这个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步入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似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而那些曾经与欧洲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较早就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亚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即使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一度越过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组的交界线，却终究又回落到中等收入水平上。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创造奇迹，实现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围？

对于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有这样提纲挈领的表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困难和风险固然紧迫，比之更紧迫的是改革的窗口期有丧失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分别向党内干部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学者黄苇町写的《苏共亡党20年祭》，另一本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者全面反思了苏联共产党为何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新思维改革后，反而迅速瓦解崩溃的原因，一个领导苏联70多年的强大政党为何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样的题材足以让中共高层为之警醒。后者全面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皇室已经推行了若干改革措施，正在法国社会出现松动和转机的时候，法国人民反而在改革的曙光出现时发动了大革命运动，路易十六和皇后人头落地，法国陷入血雨腥风。托克维尔在书中问道：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这样的历史性质问当然也会让中国的领导人和民众陷入深思。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政治学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深刻地揭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现代化，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亨廷顿在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经济发达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比较稳定，而发生政治动荡的大都是经济上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都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进而导致了社会紊乱。

中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跃进的关键期，中国也处在执政党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期，中国还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际国内矛盾凸显期。

在这样的历史重要关口，习近平拿出了自己的政治决断。他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向全体中央委员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即着手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统一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认为，要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必须抓紧推进全面改革。”

向全面改革要红利，通过释放制度红利为发展注入动力；通过反对腐败，标本兼治，以治标开始为治本争取时间；以法治建设为抓手，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使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稳定发展。

这些改革思路，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至此，习近平已经向国际国内交出了他的第一份改革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