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2）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史记》是纪传体，《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在中国学术里，《资治通鉴》是一部治国安邦具有操作意义的经典。那么在人类的知识体系里面，在人类的文化百花园里面，这部书处在什么位置上？今天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文化格局里面也越来越重要，我们看看我们的这套东西在人类知识体系上处于什么位置？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关注，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对各类知识的关注是不一样的。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代表，西方文明以欧洲为代表，西亚、南亚、北非的文明也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古希腊代表人物是柏拉图。怀特海说过，“西方2000多年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柏拉图讲学的地方叫阿卡德米，是科学院的意思，门口挂了个牌子，写着不懂数学就不要在我这儿念书。世界上近代第一个科学院是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的。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因此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南亚、西亚、北非产生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基督教的故乡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把印度和以色列去掉，南亚、西亚、北非几乎都是伊斯兰世界，这个地方的文明是宗教学和神学的文明。

中华文明关注的是什么呢？最关注的是现实人生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希腊科学传到中国，被称为“淫技奇巧”、“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中国专门关注现实人生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你看人类的三大知识体系，人类的三个不同类型文明，像有分工一样，中国人最关注的是现实、家国问题，而《资治通鉴》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过去肯定西方科技成就，肯定中东南亚的宗教成就，却对中国治国安邦方面的经验研究嗤之以鼻，这是不公平的。从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2100年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占1500年以上，这几个朝代动不动就两三百年，试想在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够轻易做得到？这是机制、机理上的原因，是需要我们探索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本书。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顾颉刚等著名学者就对这部书做点校，195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书上“资治通鉴”这四个字是郭沫若写的，现在世界上研究《资治通鉴》的人多用这个版本。《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位天才的史学家，当过宰相，他花费毕生精力去编撰这部书，目的是为了借鉴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之得失，吸取经验教训。

这部书先贤怎么看呢？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是专门研究《资治通鉴》的，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当领导的不知道《资治通鉴》，你想治都不知道怎么治，有人作乱也不知道该怎么防；“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一般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则上不知该怎么与领导打交道，下不知如何治理百姓；“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所以《资治通鉴》是适合所有人看的书。

其实把《资治通鉴》讲得清楚、读得深入的是曾国藩和毛泽东，他们是文人但都能打仗。曾国藩给一个姓罗的年轻人写信，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注意这两句话，是说一部书光讲道理固然好，如果还讲权变就更了不得了。正如“一国两制”，“一国”讲的是道理，“两制”就是讲权变。一个人只懂道理不懂权变就是纸上谈兵。权变就是讲事态情况变化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加以解决。这本书不止有道理，还有权变，它就高级在这儿了。经典是讲道理，做人的道理，做事儿就要懂权变。你如果懂权变，看问题就比较客观了，就不会愤世嫉俗，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干部兴家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败家则往往是管不住自己，或管不住家人。这个书也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家国兴衰，国事、家事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吸取经验。

曾国藩的评价是很切道的，王夫之有本书叫《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说我们读《通鉴》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提升自己，可以自淑；第二个可以与人分享，诲人；第三个可以知道而乐。我想我们学习，不光学《通鉴》，学别的也应该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二、《资治通鉴》的精髓

那么《资治通鉴》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精髓是什么呢？《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领导者看的。

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说这就是《通鉴》的精髓，怎么理解呢？我们先讲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仁。《通鉴》是这么解释这句话的，修心之要是仁，“仁”是修政治、兴教育、育万物、养百姓。修政治，我们经常讲政治，古人也讲政治。胡耀邦抗战期间曾经问过毛泽东什么是政治，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政治就是把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胡耀邦不明白怎么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就是政治。毛泽东严肃起来说，你得告诉你的部下，为什么跟着你干，跟着你走，不跟别人走？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这就是政治。

举个例子，《通鉴》记载，刘备在诸葛亮之前，无处藏身，得了诸葛亮之后开疆拓土，建立自己的基业，诸葛亮有本事，他为什么跟着刘备干呢？三顾茅庐很重要，说明刘备有诚意，但是见了面以后你要干什么？刘备讲了一句话，“如今汉室将倾，奸臣窃国”，他的理由是光复汉室，那个时候天下姓刘，皇帝是汉献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称为曹贼。所以刘备到荆州来，光复汉室就是他的政治方向、目标、愿景，他用这个理想鼓舞士气。“替天行道”就是宋江的政治，我们这帮强盗去抢钱，这不行，得有一个方向、目标、愿景，政治就是这个意思。人都是灵和肉的混合体，你必须满足他灵的这一面。还要有“养育”，养育是什么？育好，养好，得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要养百姓，还要让百姓吃饱肚子，就是既要有脑袋还得有口袋，既要有意义还要有利益，这两个都有，人们才愿意跟你走。这里面一定要把政治、意义放在前面。假如在工作当中，只把物质放在前面，有奶就是娘，战争年代说不定就哗变了。在充分考虑员工物质利益的情况下，要把意义、价值、精神等放在前面，这是领导的艺术。如果什么都把利益放在前面就完了。如果不讲利益也不行。这两者谁在前谁在后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仁。明就是判断力，武就是决断力，我们下边结合例子再展开讲。

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这就是中国人的学问，治国当领导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