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孔子精神历程自述

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师”，为后人所景仰，其人格修养的典范意义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精神修养的历程及其方法对我们现代人修养自身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自身精神修养历程的自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回顾一生的学习历程，从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问，“三十而立”。那么经由这十五年学习才达到的“立”，具体是什么含义呢？其一，通过对古代典籍的长期学习，对于经典的理解形成了立得住脚的观点；其二，“立于礼”不仅意味着熟悉礼典，还意味着可以在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的各种具体情况中灵活恰当地用礼、行礼、循礼。

孔子学礼以至于能“立”，与他多闻多见、择善而从的学习态度与方法有关。《论语·述而》篇载：“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此处“作”，朱熹理解为“作事”，自然也包括用礼、行礼。孔子自己也持躬行多闻多见、谦虚请益的学习态度，例如，《乡党》篇记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礼记·曾子问》也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情况。

礼是一种实践智慧，学礼的目的是为了“立于礼”，是成就君子人格一个必要的方面和阶段。礼是一种分别，这种分别背后是一整套人伦价值观念，选择如何遵循、使用何种礼仪背后是对价值观念的选择。周文疲弊之下，当下应当重构、重振的是何种价值观念呢？又经过十年，孔子“四十不惑”。《论语·宪问》篇记载了相关情况。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不惑”当属“知者”，朱熹解释说：“明足以烛理，故不惑。”一个人对事物之理有着深入的洞察，明达智慧，就不会迷惑。而对于孔子来说，对事物之理的体认并非是对纯粹知识的追求，而应当是对人伦价值、现实人生之理的体认与认识。孔子说：“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知”并非“好学”，对于纯粹知识的求索必须以人伦价值的习得为范导，“穷高极广而无所止”（朱熹注语）的知识求索反而会给君子修养带来障蔽。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和知识论的态度，孔子主张“知”应有所止。《论语》对此也有记述。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鬼神、死亡不可见闻觉知，无须从纯粹知识意义或哲学意义上去求索，对于现实人生来说，最重要的是“用力于人道之所宜”（朱熹语）。尽管孔子并不主张弟子们去钻研对鬼神本身的知识，但他却十分重视如何通过“敬鬼神”“慎终追远”，从而使得“民德归厚”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对“鬼神”之知的态度最能反映孔子知论关注人伦现实的价值倾向。从《论语·颜渊》篇可管窥一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孔子认为，智慧主要体现为能知人，能识别出正直的人与邪恶的人，并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使其位置在邪恶的人之上，从而使得邪恶的人正直起来。并且，孔子主张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来认识一个人的本性。

不管是“知人”还是“学礼”，这种认识还是外在的，随着年岁日长，经历的人生困境愈多，到五十岁时，孔子认为，自己对于命运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并且，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理解命运，便算不得上是君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尽管对于人生命运的体认、理解、思考是如此得重要，但孔子很少谈论命运。《论语·子罕》篇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