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4）

四、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分配必然是按资分配，也就是说，不管从事哪个行业的生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那么，在私有制条件下，雇佣劳动者只能凭借法律上的劳动力所有权来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者是作为其转化形式的工资。广义的工资也包括了奖金、津贴等。在这个框架和前提下，雇佣劳动者在某一企业的具体工资与其具体岗位和绩效挂钩，但这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按劳分配。因为按资分配的利润已经被拿去了，剩下来的尽管也在劳动者之间分，但不能说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和公有制相联系的。而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和全社会的雇佣阶级总体的工资状况，则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取决于与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及其成效。西方国家经常爆发集体谈判、罢工，胜了就可以加一些工资，改善一下生活。所以，从理论上，劳动者的收入就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现实生活中，是劳资的力量对比。

资本主义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存在着严重问题。2011年，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波及8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示威者将写着“99：1”的牌子挂在身上。就是说99%的民众和比尔·盖茨、索罗斯等1%的人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对立，或者叫贫富对立。有的凯恩斯主义者还写文章说，不只是99：1，甚至是99.9：0.1。真正的超级富豪在美国仅占0.1%，但是他们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2016年3月底，法国巴黎开始了一场“黑夜站立”运动，各阶层人士聚集到共和国广场开展辩论、提出抗议，起因是法国政府推出劳动法修改草案，放宽了雇主解雇的要求，对工资的限制等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不利于雇佣劳动者，引起了雇佣劳动者的反抗。这个运动波及法国的50多个城市和欧洲其他国家。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我们要维持社会稳定，就要顾及劳动人民的利益，真正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凭借产权的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基本分配制度。中外市场经济表面上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本质上是按生产要素产权的贡献来分配的。所以，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有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性、标志性的内容。十八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同时，缩小收入的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产权贡献分配的机制。

根据近两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企业广义的收入提高幅度略微超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但其具有弥补性质。因为十几年前企业的工资增长一直低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不能因此就不再提高职工工资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劳动人民期望的。另外，怎样建立正常的保障机制？我认为，要通过立法建立正常的机制，把一般职工的收入变动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动挂钩，和企业的纯利润挂钩，和企业高管层的收入挂钩，当然，还要和当地的物价变动挂钩。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抓国企改革，国企高管层的收入和职工的收入原则上规定不超过8倍的比例。前几年，西欧一些国家20万人上街游行，要求实行工资比例不超过12倍，但运动失败了，议会不通过，因为议会是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上的。但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可以代表广大人民进行谈判。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广义工资的变动单靠某个企业做个别谈判，收效比较小，而且容易引起劳资矛盾。

目前，要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坚持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总目标仍然着眼于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这里的本世纪末指的是上个世纪末。所以，我们要重点解决社会普遍关注的共享发展的难题，这是当前党政部门要尤为积极的领域。

根据西南财大、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调研发现，我国现在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都比较大，基尼系数超过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了全国家庭财产的三分之一，与美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知道，贫富差距的第一指标不是收入，而是财富的存量。家庭净资产才是衡量贫富分化的首要指标。家庭净资产包括了家庭房产、各种有价证券、股票等，也包括了银行储蓄和手持现金。所以，有些舆论过分强调富豪是经济引擎、是社会楷模，不分区别地宣传这种观点，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副效应。

那么，贫富差距的首要原因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贫富差距是由所有制造成的。资产阶级左翼认可私有制的生产方式，认可生产资料私有化、民营化，对于贫富差距，认为国家可以多收一点税，从国民收入再分配上着手解决。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我投资建了一个饭店，雇佣了200职工，大家都拿工资。那么，我担任董事长的话，我和200职工的差距就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的倍数上吗？不是的，收入倍数固然可以10倍、20倍，但更重要的是我有按资分配那块，经营利润是我的。所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在企业里进行的，靠税收手段缓和分配差距的作用实际上是很小的。

法国年轻经济学家皮凯蒂教授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很多国家的长期数据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一个能力社会，而是一个世袭社会，作为社会普遍现象，有钱的家庭50年、100年后还是有钱家庭。20年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作为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根本不是能力社会，贫穷不是能力原因，而是家庭财产的原因。当然，萨缪尔森、皮凯蒂等非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可以通过高额累进税，用投资者多缴纳的税来弥补劳动群众。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要通过公有制在初次分配中缩小分配差距，通过再次分配，再做调整。遵照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来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真正使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使广大劳动人民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