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量转向质量
哲学规律表明:量变会引起质变。在中俄关系中这个规律好像倒转了。正是普京和习近平关系质的提升促进了量的增长,保障了两国相互协作的水平越来越高。这种相互协作的发展不仅给其拥护者,也给其反对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2014年末俄罗斯出现的金融问题为中俄两国持批评态度的出版物提供了口实。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仿佛是在完成某项订单,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意表示怀疑,并对俄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作出悲观预测。但政治上层的声明打破了这种怀疑:北京支持莫斯科,莫斯科高度评价伙伴关系方面体现的“北京精神”。11月9日,习近平在会见普京时说:“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坚持既定路线,全面扩大和加深互惠合作。”普京也表示:“对于在国际法框架内维护和平并使其更加稳定,俄罗斯与中国的协作非常重要。”
“莫斯科—北京”快车在欧亚大陆上开足马力,全速前进,成为全世界高速运动的典范。
※ ※ ※采访叶·彼·巴扎诺夫教授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
尊敬的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政论家在谈论国家关系好坏的原因时,往往会从国家领导人是否相互欣赏或反感中寻找原因。例如,我们中国问题专家,对一国领导人是否懂俄语感兴趣,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结论。习近平主席不会讲俄语,也没学过,但是他推行的对俄政策可以说是正面的甚至是友好的。您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会看出某种矛盾呢?
确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专家开始惋惜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不了解俄罗斯了,不懂俄语,也不熟悉俄罗斯文化。有人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西方和西方价值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完全不同意。
第一,一个人可以很懂俄语,很了解俄罗斯文化,但同时也很痛恨俄罗斯。很遗憾,在这一点上,很多前经互会成员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客们都是这样,更不要说西方那些“克里姆林宫专家”了。
第二,习近平主席确实不会说俄语,但在他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两年中,一直支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两国国家利益越来越一致,对当今世界秩序、绝大多数国际问题持相同立场,而且也不缺乏中国对俄罗斯的好感。
第三,习近平主席很了解俄罗斯文化,而且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这一点我在参加3月23日习主席与俄罗斯汉学家会面时见识过。
这次会见怎么样?令您记忆深刻的有哪些?
会见一开始习近平就指出,俄罗斯文学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让中国的知识阶层着迷了,并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重要的俄罗斯文学著作都译成了中文。60年代初苏中关系破裂后,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书籍的翻译仍以秘密形式在持续,译本被称为“黄皮书”,仅以内部形式传播,且名义上是共产党员批判“苏修”的依据。但实际情况却不太一样,“黄皮书”变成了鼓舞青年人的源泉,且备受欢迎。这些书籍秘密地手手相传,有手抄本在黑市上出售,换取当时稀缺的日用品。
习近平承认,正是在中国国内政治“左”倾错误比较严重的时期,他阅读了很多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经典,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里、肖洛霍夫和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名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在习近平的意识里占有特殊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下放到农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身心都很痛苦。他得到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习近平决定以俄罗斯革命者拉赫美托夫为榜样。书中的拉赫美托夫为了磨炼自己而睡在钉床上,年轻的习近平则在下大雨和暴风雪时跑到户外去。
习近平还说他很喜爱普希金的诗歌,上次来俄罗斯的时候专门拜访了这位伟大诗人学习过的地方——圣彼得堡的皇村。他也很欣赏莱蒙托夫的诗。习近平还对我们的歌曲赞不绝口,很多俄罗斯和苏联老歌在中国都特别有名,像《卡林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这些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习近平还深情地回忆起他的父亲1959年率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情景,当时习仲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虽然那时习近平本人只有6岁,但记得他父亲是如何满怀热情地讲述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习近平一生都记得当时父亲带给他的苏联玩具,那些玩具中有一部分在1962年父亲遭迫害时被迫销毁,而还有一部分藏了起来,现在仍保留在习近平的母亲家中。
对了,还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当习近平在汉学家面前发表演讲时,突然发现麦克风不好使了。习近平继续讲演,“总统饭店”的工作人员徒劳无功地试图修好麦克风,习主席根本没受此影响。他认真地倾听和评述了每一位来宾的发言,就这样原本计划持续一小时的会见最后用了两个半小时才结束。
不瞒你说,我到现在还不时地回忆起那次接见,还会给外交学院的师生们讲述我与这位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交流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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