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构建廉洁政府论析(3)

抗战时期中共构建廉洁政府论析(3)

摘要:实践表明,廉洁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石,如果一个政府不能保持自身廉洁,并有效遏制和解决贪腐问题,迟早会失去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三、抗战时期中共构建廉洁政府之评价

通过以上考察和梳理不难看出,在抗战时期中共对廉洁政府的构建,其目标之清晰、立场之坚定、历程之艰巨、成就之显著,在中共政权建设史上都写下了重要一页。具体说来,主要是:

第一,它在推进抗日救国胜利进程中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廉洁就是力量。在实现全民抗战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切实感知了中共领导的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认识到它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如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考察的李公朴亲身感到“廉洁政府”建设的成效后指出,在边区“廉洁政府”的称谓“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誉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李公朴文集》下册,群言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页。)。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共周围,诚心诚意地响应其号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之中,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第二,它在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实践证明,构建廉洁政府是推进廉洁社会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从微观层面看,构建廉洁政府促进了干部的清正,“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林伯渠文集》,第261页。)。从宏观层面看,构建廉洁政府促进了政治的清明。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积重难返,政治浑浊,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其贪腐恶性发展。而中共构建廉洁政府正击中时弊和切中要害,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使国人耳目一新。在那里,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站在人民公仆的立场上,知道要爱惜人民的每一文钱,把它用到最适当的地方去,不容许丝毫的贪污浪费”(《林伯渠文集》,第223页。),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极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建设。

第三,它为后来中共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廉洁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引领和参照。首先,通过廉洁政府的构建,培养了一支廉洁为民的执政骨干队伍。这支队伍作为中共廉洁政府构建的主体,始终牢记“干部不是旧官僚机关内那种贪污腐化的寄生虫,而是充满了新鲜血液的人物,真正能担负起伟大任务的干部”(《林伯渠文集》,第195页。),在各自的岗位上自觉地廉洁为民。这支拒腐蚀、永不沾的队伍不仅为局部执政条件下廉洁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共在全国执政中发挥了“传帮带”的重要作用。其次,在廉洁政府的构建中,致力于约束权力的制度建设,为中共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廉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人民监督制度、财经制度以及干部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建立,就直接吸纳了抗战时期廉洁政府构建的经验。(参见邵景均:《新中国反腐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再次,在构建廉洁政府的过程中,培育了廉洁的优良政风。正如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所说,陕甘宁边区党政干部,不为金钱、甘于奉献,“这种廉洁作风,是我国政治史上光荣的创举”(《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事实证明,这一优良政风,更是全国执政条件下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引领。

当然,抗战时期中共构建的廉洁政府,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对此我们要客观看待。其一,它着眼于当时的抗战实际,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抗战时期中共对廉洁政府的构建,始终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推进的,其构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日救国这一中心任务。因而其构建廉洁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所关注的主要是当时所要实施的急务,对于长远的战略考量关注较少,尤其是廉洁政府的理论构建滞后,廉洁政府的科学内涵及其根本标准不够清晰,廉政文化建设也因条件所限无法深入展开。其二,它立足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因而是局部性的。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建立廉洁政府”是针对国民党政权提出的,是面向全国的。但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中共只能在其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率先进行,“要改造国民党政府成为抗日民主廉洁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参见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史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因此,中共当时所构建的廉洁政府及其影响,主要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而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影响是间接的也是有限的。其三,抗战时期中共对廉洁政府的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是初创性的。抗战时期构建廉洁政府是中共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但这些举措大都还不够完善。如边区政府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因战时条件很难平稳有序地推进,有研究者就曾指出,“税务征收常常不怎么参照法律要求,而更多地基于干部的责任”(〔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又如,审计制度虽然制定较早,但实施艰难,1941年10月林伯渠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就指出,“各机关虽有审计,但剩余的钱并不交还”,“有些审核没有什么效用”。(《林伯渠文集》,第252页。)然而,历史地看来,抗战时期中共关于廉洁政府构建的探索与实践,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留下的不足,至今都弥足珍贵,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宝贵财富。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5BDJ056。作者魏继昆,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天津300381)

责任编辑:黄艳校对:王妗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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