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谈全面协调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2）

思想解放程度影响改革接受度

记者：国家治理在取得各项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新问题，比如不同层级的政府间，甚至不同地方的同级政府间，出现了改革不同步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杜振波：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治理责任和治理资源的差异。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层级越往下，对上负责的部门越多，面对的利益主体和公众需求越庞杂，而掌握的人、财、物和政策等各类治理资源越显不足，体现在改革上就会出现不同层级政府间不同步的现象。从横向上来说，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拥有的治理资源具有较大的差异，有些欠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充分，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尤其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仍然主要靠政府，这是不同地方的同级政府间改革不同步的最重要因素。

利津县在开展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的实践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项目立项、用地审批、环评、安评等审批事项，审批权有的在县级部门，有的在省市级部门，有的需要县级部门初审同意后再报省市级部门。二是像工程设计审核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县内还缺少足够的专业人员、社会组织来承接。可见，解决改革不同步现象，既需要上级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也需要基层政府提高治理能力，形成上下协同的治理格局。

朱继坤：我认为根本原因在落实的不同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交叉造成“错位”。在改革推进过程中，跨层级、跨部门放权不同步，导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力交叉。譬如，我们在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的改革探索中，积极推进强镇扩权，将部分行政审批的权限下放到镇里。但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下放的项目审批权限不被垂直部门认可，又需要县级部门重新备案的问题，造成了交叉重复审批。二是行为侧重造成“缺位”。公共管理学认为，层级越高，越侧重于治理的科学性；层级越低，尤其是基层政府，更侧重于政策效率。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社会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

克服改革推进的不同步、不平衡问题，关键在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我们需强化看齐意识、短板意识和落实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以“抓具体、具体抓”的战术落实各项改革部署。同时，努力为基层留足创新的空间。比如，我们探索乡镇分类考核，特别对生态乡镇，采取了“三考三不考”，即“不考工业规模考空气，不考工业税收考水质，不考工业总量考科技含量”，有效激发了乡镇落实改革发展的热情。

钱言考：我从四个方面来谈谈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人的因素。一方面，部分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仍然沿袭人治的管理思维和行政手段，习惯于命令式管理。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影响，基层群众民主意识淡薄，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二是机制因素。基层配套政策不完善，过渡性、衔接性制度不到位，特别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在制度衔接上还不够紧密，上级权力有选择下放与地方承接能力有限等问题突出。比如：有的审批事项已经下放，但最后审批权仍然在上面；有的权力下放后，受地方专业人员、设备、资金影响，具体执行时困难重重。三是执行因素。部分干部执行力偏弱，不敢碰硬、不愿担责。比如：有的干部遇到事就躲、工作往外推，碰到难题就反弹；有的干部执行不到位，结合实际不紧密，随意性较大，一执行就跑偏。四是作风因素。部分干部不敢担当，特别是在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新形势下，改革任务艰巨、社会矛盾突出，怕触及矛盾和个人利益，甚至不愿为、不想为、不敢为。缺少攻坚克难、过险滩的勇气，以及与利益固化藩篱作斗争的勇气。

郑维国：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出现改革不同步现象，根源在于不同层级政府掌握的行政资源不同、权限大小各异。从现实情况看，省市一级拥有丰富的行政资源，深化改革的制度更健全、手段更灵活、保障更到位、氛围更浓厚；而县镇基层，尤其像凤县这样的西部欠发达的山区小县，无论在思想解放程度上，还是推进的力度以及人财物的保障力度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当前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上级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基层更加注重推进落实，必然导致改革不同步、进展不平衡的现象。

不同地方的同级政府间出现改革不同步的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所处地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比如，我县在深化扩权强镇改革过程中，不同镇之间推进速度不一，位于交通沿线的3个镇，思想解放快、改革起步早，取得初步成效，而地处深山比较偏远的镇还没有启动实施。二是思想解放程度不同，对改革的接受度就不一样，也会影响改革的进度。比如，丧葬制度改革在城市和郊区较易推行，而在偏远镇村则难以全面推行，就是因为偏远地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移风易俗需要一个过程。三是与不同领导的执政理念有关。比如，年轻干部和老干部知识层次和结构、工作经验和阅历都不相同，导致对顶层设计的理解和落实的效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