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洪头”在东北农场的日子（5）

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人深恶痛绝

我与老洪头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时间长了，竟跨越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成了忘年交。他跟我讲他战争年代的经历、抗美援朝反“绞杀战”的斗争、挨斗被整的经过，毫不隐瞒。我对他更是以长辈敬重，无话不说。

从谈话中我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惨，被打成所谓“彭黄反党集团”成员，扣了“三反分子”的帽子，不仅在长春被揪斗，还被拉到北京批斗。尤其是1968年，总后邱会作派出专案组，与吉林省四办的专案组合伙整他，抄了他的家，从1968年3月他被隔离关押到现在，老洪头没有回过一次家。言谈中，老洪头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随便抄家肆意整人极其痛恨。

一天晚饭后，我与老洪头正在下棋，负责审查他的省革委会专案组组长带着4名军人推门进来。老洪头让我给他们倒了几杯白开水，招呼他们坐下。我一看“来者不善”，像有重要事情要谈，就说：“你们谈，我先出去一下。”老洪头喊了一声：“小孙，别走，棋还没下完呢!”然后，抬头看了专案组长一眼，问道：“你们来有什么事吗?”专案组长问：“你在这里怎么样?”老洪头答：“很好，能吃能睡。”专案组长又问：“你的思想汇报写得怎么样?”老洪头说：“没有人让我写思想汇报。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可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共产党，你让我写什么?我现在不写，以后也不会写。”沉默了一阵以后，专案组长又问：“你这一段劳动怎么样?”老洪头这下发火了，拍着桌子说：“我在这里劳动怎么样，你别问我，去问农场的老百姓。”专案组长无言以对，老洪头也不说话，屋子里冷场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专案组长十分尴尬地站起来，带着4名军人怏怏离去。

我与老洪头关系密切，从未向军管会汇报过什么问题，令有些人不满。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团委书记见我工作积极，文艺宣传队队长干得不错，就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我把入团申请书交上去以后，团支部进行了讨论，认为我与“三反分子”没有划清界限，不能考虑入团。

有一天劳动之余，我与几个知青玩起了扑克“算命”的游戏。我们本来是闹着玩的，但有人却将此事捅到了军管会。军管会把玩扑克“算命”与团支部讨论的意见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上纲上线，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对我进行了莫须有的批判。我没有告诉老洪头，但他不知怎么知道了，非常愤怒。他对我说：“小孙，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不用怕，兵来将挡嘛，我找他们去。”

第二天，老洪头果真找到负责批判我的指导员，对他说：“孙炎锋才20来岁，是个知识青年，如果他有缺点，你们可以帮助，为什么要组织大会小会批判他?他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东北，从鱼米之乡来到茫茫草原，到农场接受再教育，何罪之有?我看小孙是好青年，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青年。”他顿了一下，又补充说：“如果你还有正直之心的话，请你把我的话原原本本汇报给军管会。”

在老洪头的关心和帮助下，军管会停止了对我的批判，还解脱了一批与我有相同境遇的知青。知青们非常感激老洪头，为他仗义执言拍手叫好。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吉林省革委会决定解除对洪将军的监管，把他接回长春。省里派了几个人到农场，在加工连找了十几个人给将军做鉴定。我因被认为“不能与三反分子划清界限”自然不能参加会议。会上，省里来人一再引导大家对老洪头多提意见，实际上是发动大家批判他。职工老穆头一看来头不对，站起来大声说：“老洪头天天与我们一起劳动，农场谁有困难他就帮助谁，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你们要我提意见，我就退席。”老穆头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儿子又是农场派出所所长，他说话腰杆硬，有底气。老穆说完后，其他职工也都说：“老洪头是好人，而且是大好人。你们让我们提意见，也不能让我们瞎说呀!”省里的来人一看“提意见”会开成了评功摆好会，就只好草草收了场。

第二天，专案组长带着两个军人来接老洪头。我帮他扛着行李，陪着他默默地走着，一直把他送到金宝屯火车站。回想起这1年零8个月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回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教育，内心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和敬意。我知道，我与将军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成为我今后努力工作、不断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