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灵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3）

三、用古今中外法学习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要坚持古今中外法，承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承接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前些年，海内外曾就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发生过争论。一些学者提倡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学者建议用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学，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放弃；儒学是我国漫长的文明发展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不是说谁想去掉就能去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事物是发展和前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立场、观点、方法也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性因子。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并不是要否定传统价值，恰恰相反，“承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学习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使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这也是“社会科学补课”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技术主义”范式主导地位的确立。于是一段时间以来，那些舶来的技术名词成为一种时尚，熟练掌握这些词汇的人成为专家，在评价本国国情时不一定“接地气”，却品头评足，指点江山；更有甚者，言必称希腊。其实，哲学社会科学既有国界，也没有国界。说没有国界，是因为各种宏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需要在各国之间反复比较、借鉴，并寻找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说有国界，是因为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条件、文明背景下，其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因而从世界上某些国家或某些区域得出的制度经验或基础理论，并不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世界是多样化的，应该允许有多样的价值和多样的生存模式。用一种“舶来”的价值和标准来批判本土的价值和经验，本来就会犯常识性错误。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模仿某种制度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这个制度一定会运行不良。然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却处处蕴藏着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假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是落后的，所以产生了一种心理优势——“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实际上，所谓落后，主要是指一国现有的理论储备滞后于本国生动活泼的发展实践，是理论解释不了本国实践的落后，不是相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落后。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成熟的丰富的哲学体系为基础构建宏观理论，以立足于人类共同价值、承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构建中观理论，以问题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学习、借鉴、比较构建微观理论，从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成熟的、宏大的哲学体系，而且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我们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我们用了170年左右的时间（1840年至今），反复探索在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寻找一种“赶超西方”的文明道路，在立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些都可以成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观理论的学术资源。在构建微观理论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命题、中国故事时，胸中要有“大棋局”，把中国放置于世界舞台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研判，确立问题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如此就能产生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让这些概念、理论逐步定性。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总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反复比较形成的。比如，马克思在研究西方社会时，从来没有忽略与东方社会的比较，甚至在其不朽的名著《资本论》中还提到了世界各国几百个人物，其中之一就有清代著名的货币专家王茂荫。

一个国家有了系统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有强大的知识体系；有了强大的知识体系，才会有强大的解释体系；有了强大的解释体系，才会在内部凝聚广泛共识和在对外交往中抓住话语权；有了话语权，才会有强大的软实力；有了强大的软实力，才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就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为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而共同努力。

首先，要建立中国命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精彩的结论：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如果在研究对象上都不重视本土的样本，那根本就谈不上对本土价值的重视。毛泽东在其早年谈读书之道时就强调“先中后西”、“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证据”，“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关于对国内的研究，毛泽东指出：“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10] 今天，社会科学面临形形色色的命题，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研究本国的命题。

第二，要塑造中国价值。因为有了本土价值，才有更好的技术。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1] 技术的前提是价值，没有价值观哺育的技术充其量是一种方法。再好的机器也需要润滑油，再好的研究技术也需要价值观的浸润，否则，机器就会磨损，技术就会损耗。一旦树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观，技术就会具有更强的普世性和应用性。

第三，要重视编写本土教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强化产生一大批本土化教材。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一定要在技术主义层面中浸润更多的人文价值，如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实践，唯有在这些方面讲深讲透中国特色，才会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本土认同和身份认同。青年是无辜的，当他们正在成长的时候，也是接受熏陶让价值观成型的时期，一旦一国民众缺乏基本价值观，就会沉醉于技术主义，最后产生技术依赖，其结果是没有“身份”，最后只剩下了“世界公民”。各国公民皆有国籍和身份，有哪个国家会接受这些“世界公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