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秩序的维度来看,在历史上,空间上,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和市场秩序,既共时并存,又的确有过冲突,并且与其相关的很多思想也会出现冲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秩序一直处于这场战争的下风。在西方,这一格局自亚当·斯密开始有了改观。在中国,则是始自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重视。
当前,市场秩序的价值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市场秩序依然需要原始秩序和国家秩序的支撑。在这个方面,关键是让各个秩序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给人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让这些秩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兼容。
因此,政府需要实现治理变革,不断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原始秩序也要实现其内在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封闭的家庭和家族发展到具有自由开放的权利结构的公共治理结构。至于市场秩序,则更多的是一个扩展的抽象规则的秩序,这一秩序同样兼容家庭、家族,同样兼容传统社会,同样兼容亲情网络。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公天下”的结构,这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仅不与市场经济冲突,反而在君子不器、天下为公的公共治理结构层次,支撑传统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治理变革。当然,儒家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实质性的转型,从传统家族和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变成了现代公共治理的思想资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