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惠春：降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是简政放权

企业欢迎减税降费，更希望政府简政放权。放权不充分、监管跟不上，会增加企业运行成本。这种隐蔽但高昂的交易成本，给企业绑上了重负。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不下来，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当下，简政放权改革进入“深水区”，正在面对更多样、更隐蔽、更深层次的困难、问题和挑战。本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已提前完成将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的承诺。95%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和98%以上境外投资项目改为网上备案管理，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精简85%……简政放权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对改革红利释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简政放权中类似“换马甲”“玩花样”的现象也屡禁不止。因此，此次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一个重要部分进行强调，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降制度性交易成本，简政放权是根本，而关键在“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放管服”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是企业获益的一个直接效果显现，也增加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另外，在“简”的同时，也要“补短板”“做加法”，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培育提升我国经济竞争新优势。

因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一套组合拳，简言之，一是改革制度，二是促进发展。

改革制度，就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扩大简政放权改革的开放性。要充分了解和知悉市场的真正需求是什么？困扰、迷惑在哪里？锁定“靶心”，精准发力，让改革举措更加到位。从企业和群众的感受来说，一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供需不匹配、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协同、措施不配套等问题，必须“定点爆破”。比如合并具有相同或相似管理对象、管理事项的证照资质，实行联合审批；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再比如，全面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降低企业货物的通关成本；厘清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职能边界，清理“二政府”违法违规强制企业付费参加考核评比、表彰、赞助捐赠等项目等等。

促进发展，就是要破除各种不作为和懒政庸政背后的行为动机和利益链条，对症施策，釜底抽薪，在制度上“补短板”，促完善。比如，加快放开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再比如，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专利、注册商标、商业秘密等方面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