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是历史的选择：长征中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轨迹（8）

（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使党和红军认识到只有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主张

中央红军长征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湘江战役，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上下士气低落，红军官兵对中央指挥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血的事实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希望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红军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领导层都在反思：不断壮大的红军和苏区为什么损失惨重？红军的出路在哪里？大家前后对比，感觉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只有纠正错误的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在这种反思中，思想变化最剧烈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曾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核心人物，也是较早从中分化出来并在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张闻天接纳，也不是就像有的人讲的“担架上的阴谋”。实际上，早在中央苏区时，毛洛（张闻天曾长期使用化名洛甫）之间已经有着很密切的交往，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主张从苏区时就有深刻的认识和认可，而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也已经开始有所认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认同，与他对博古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加大是一致的。1933年1月，张闻天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后逐渐与博古的“左”倾路线分离，这集中表现在要不要搞“上层统一战线”。

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以下三个条件下和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博古认为，这个宣言主要是针对群众和士兵，对于上层军官来说，这个宣言主要是宣传口号，用来揭穿造谣污蔑，也就是我们只能搞“下层统一战线”，而不能搞“上层统一战线”。张闻天的观点是，这三个条件不仅是对下层士兵和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二人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发生争论。

1933年10月26日，在张闻天的具体指导下，红军与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确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十一项条款。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正式签订抗日反蒋协定。但博古却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关门主义，持排斥的态度。因此，福建事变后，一个主张在军事上积极配合，一个主张完全不配合。这样，就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博洛矛盾”突显出来。到广昌战役（1934年4月19天）时，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洛毛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特别是广昌失守后，张闻天与博古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指出“不该同敌军硬拼”，而应“保存实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并批评博古重用不懂得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李德。1934年6月张闻天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提出，如果不坚决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那么“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可能的”。张闻天的这些思想变化使毛泽东意识到争取张闻天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是可能的。

由于张闻天与博古之间存在的矛盾，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在名义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被安排取代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泽东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种安排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的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种共事关系给增进张闻天与毛泽东彼此了解创造了条件。这种交往使得张闻天进一步走向实际，进一步反对博古的极“左”做法。张闻天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进入调查研究。1934年4月，二人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泽东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开始合作的一个标志。这年7月，博古为了排斥张闻天，安排他到闽赣省巡视，这给张闻天创造了了解实际的机会，使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到毛泽东一边来。而且，在共同工作中，二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毛泽东1934年9月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张闻天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在长征之前的10月初，洛毛二人在共同居住的云石山“云山古寺”进行了一次深谈。两人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长征前，博古要求张闻天撰写一篇相关战略转移的社论。张闻天借机把这两年斗争的实践认识进行了系统概括。在这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里，张闻天对“左”倾路线进行了批评，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些观点深受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的影响。

中央红军长征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央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起随中央纵队行军，这使得三人有更多的机会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教训进行交流，在思想观点上逐渐取得共识。张闻天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张闻天、王稼祥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支持，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被动局面，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支持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改组中央，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些变化，是党和红军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与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主张对比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