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领域要重视未来学研究

国家战略与一般性的发展规划相比，具有几个核心特征：一是总体性与战略性，是国家最高的意志体现，捍卫和实现最高层面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主权范围内的所有资源和个体都直接或间接为战略目标和规划服务。二是预见性与前瞻性，国家战略不是围绕三年五年的短期行为，而是面向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整体行动指南，因此要具有相当的预见性与前瞻性。三是长期性与持续性，国家战略不能随意变动，一旦确定，必须以国家的意志努力实现，因此国家战略必须要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如上的三个核心特征，都要求国家战略的制定要符合长期未来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这就要求必须要高度重视以未来技术与社会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未来学的研究。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我国战略学研究中的短板，从而制约了对未来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战略制定的有效支持。

未来学是国家战略制定的基础和依托

国家战略的制定，要求两方面的基础：一是主观上的前瞻性与战略性，也就是国家战略的制定主体，首先要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和战略能力，清晰地知道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二是要对未来是什么样子有着较为清晰的描绘和预见，包括未来的技术条件、生产活动的情形、社会组织结构、个体的生活行为方式等等。这些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制定的客观维度的支撑。对于第一点，当前已经毋庸置疑，充分具备。然而对于第二点，也就是未来学，恰恰是当前我国需要亟待加强和发展的。

所谓未来学，就是对未来整个社会技术条件与社会状态研究的学科体系。其重点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未来的科技发展状态，这是未来学的技术维度；二是未来的经济生产状态，这是未来学的经济维度；三是未来社会的个体生活状态，这是未来学的个人生存维度；四是未来社会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结构。而只有在对这四个层面研究的支持下，所做出的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方向，才能真正地适应未来的时代条件。

历史来看，重要战略层面的规划无一不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基础上的。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在对未来社会的高度把握基础上和与社会发展战略的结合实现的。

近现代以来的其他思想家虽然远不及马克思的深刻与预见性，但是其在较近尺度上依然做出了大量的未来学判断，如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上校马汉预见到海洋在全球战略中将日益重要，一个海洋时代即将到来，提出了以控制全球主要水道的海权论，成为日后英国、美国的主要战略导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未来学的一个繁荣时期，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从七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未来三部曲包括《未来的冲击》《权力的转移》《财富的革命》，准确预见到三十多年后整个社会经济状态和结构的转型，并预先提出了转型策略。而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撰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则准确界定了人类在进入以知识生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时的社会状态和组织管理形式，至今看来，依然对未来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可以说，正是不断涌现的坚实的未来学的研究，才保证了长期国家战略制定的可靠性和战略预见性。因此，未来学的研究，是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