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看毛泽东对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毛泽东如何对待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2013 年12 月，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六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权威资料和独特视角。依据《年谱》，从毛泽东本人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许多地方得到广泛宣传和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自己的认知至关重要，《年谱》为此提供了大量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其二，这一角度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丰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其三，这一时段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及其经验教训，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对自己的文稿持认真、审慎态度，反复修改，多方征求意见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集中概括。自党的七大以来，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始终表现出认真、慎重态度，不仅勤于修改，而且精益求精，多方征求意见。

《年谱》显示，1957 年2 月27 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会前，毛泽东写了一个讲话提纲。6 月1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6月19 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近四个月时间，毛泽东前后15 次就讲话内容进行讲解、修改、征求意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即形成了“自修稿”三稿、“草稿”七稿。在向从中央委员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这一切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两类矛盾学说的认真探索和审慎态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一篇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尽管如此，1969 年3 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草稿时，仍然删去原文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划时代的光辉文献”中的“划时代的光辉”六个字。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35页。）同样，在 1960年 10月 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前，毛泽东本人前后共九次作了专门审读。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审慎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一些反映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曲折的篇目，毛泽东的态度依然是非常慎重的。1955年 7月 3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篇讲话总结了前一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展情况，提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09页。）的判断，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献。8月 23日，他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等 13人征求意见，并附信说，“此件已根据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要求这些同志看后再“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422页。）8月 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下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通知，强调修正本“暂时不要在公开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带去的未修正本，请缴还中央办公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422页。）9月 2日晚，毛泽东同陈伯达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问题。10月 13日，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三次修正稿意见，毛泽东又给在京的十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要求这些同志“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返回。关于第三次修正稿，信中写道：“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节，合并为第二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五节中，在谈社员成分问题的第一第二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十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八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450页。）这封信再次表明，毛泽东对自己的重要文献，态度之认真、修改之细致，堪称典范。《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最终于 10月 17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对于确认是正确的，特别是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作用的著作，毛泽东不仅认真修改，而且大力推广。1961年是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年。3月 11日，为印发刚发现写于1930年的一篇旧文《调查工作》，毛泽东给三南会议（ 指 1961年 3月 10日至 13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写了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在重新审读该文，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后，毛泽东将其印发给与会人员。3月 13日，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也为了纠正干部在工作中“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的毛病，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指 1961年 3月 11日至 13日在北京举行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各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这篇文章，并说“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自己的这篇旧作，一方面在于“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另一方面在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因此，他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3月 23日，他又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553—555、566—567页。）1964年 3月 26日，毛泽东再次审阅《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经过认真回忆，确定了写作的经过和时间，并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修改、审定和阐发，不仅体现出他对自己著作的认真负责态度，而且反映出他对文章现实价值的科学考量。

二、用发展、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以往的著作

毛泽东始终用发展、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以往的著作。这表现在他同意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著作外译加以必要的说明，表现在他对《实践论》的肯定和相对来说对《矛盾论》的严格评说，等等。同时，毛泽东对结集出版他新中国成立后的著作一事持冷静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著作当时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毛泽东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过去的文章和讲话。1964年 6月 8日，他在谈话中甚至将自己新中国成立前的著作即《毛泽东选集》四卷谦称为“古董”。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59页。）既然是“古董”，所以一方面，毛泽东充分尊重和保持毛选四卷各篇文章的历史原样。1967年 3月 16日，在谈到再印和翻译《毛泽东选集》是否要修改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名字一个不要去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历史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64页。）另一方面，他对过去的即使是正确的著作与论断，也以发展的变化的眼光看待并加以必要的修订或说明。《年谱》记录，早在 1951年 3月 27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指出：“《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18页。）1952年 9月 17日，又在致李达的信中说：“《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卷，第 600页。）1958年 9月 2日，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观点只适合一部分国家”。众所周知，《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品，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依然以一种认真、严谨、科学和理性的态度进行评判。1962年 1月 10日，田家英就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的外文译本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1月 22日，毛泽东在批阅报告时，就此注文批示：“照办。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