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放蛊传说与联想

传说，湘西有一种极其古老的控制情感和道德的神秘方式，人称之为放蛊。适用情形是：小伙子和姑娘结婚了，为了防止小伙子变心，姑娘的父母便将其叫到家里，进行神秘的“放蛊”。被“放蛊”的小伙子从此不能变心，也不能（实际上是不敢）擅自离开姑娘。倘若小伙子婚后变心，胆敢离开妻子到外面找情人，那么他就倒霉了，不超过一百天，神秘的“蛊”就会显出魔力，让小伙子突然死症降身，气息奄奄。然而，当小伙子心回意转，百天之内回到妻子身旁，病症又会立即消失，起死回生。

放蛊之说是否真实，笔者无意去咎，但由此却联想起了一种官场类“放蛊”现象，以为颇值得亮出来分享。

古今官场上，并不鲜见开始想做清官后来成为贪官，起初人并不坏后来坏得不可救药的人物。如唐代的元载、清代的和珅之辈，现代的徐才厚、王敏、季建业之流，等等。而在主角儿蜕变过程中，时常闪现一些类“放蛊”之人，他们或用金钱设局，或用美色下套，或用古玩诱惑等等，进而完成了对主角儿的精神控制和奴役，挟其不敢有违己意以达到某种目的。

宋代《鹤林玉露》记一典例：南宋绍兴年间，朝廷命韩璜为广东提点刑狱公事，前往番禺查办军政长官王鈇胡作非为之事，王鈇自知大祸临头，寝食不安。王的小妾本是“钱塘倡”(钱塘的歌舞艺人)，与韩璜旧识，见王鈇心事重重，便问其故，王鈇如实相告。小妾让王鈇请韩璜饮酒，设计让韩璜仿佛置身当年的“钱塘倡”家中，醉酒时分，涂抹粉墨，为美人舞。五更酒醒，感觉不对头，让随从点亮蜡烛，一看身着舞衣，脸上粉墨尚在，羞得无地自容。从此对王鈇的案子，不仅不再过问，还每每为之打马虎眼，直至被朝廷问罪。

这韩提刑的变化实在耐人寻味：原本想当一回“黑老包”，未料想却被对方算计，不得已成了恶官的“保护伞”，其客观映像与被人放蛊何其相似乃尔？！

在现代官场上，类“放蛊”情形比古代更甚更烈。堪称典型的，早些年曝光的赖昌星不消说了，他利用“红楼”大搞酒绿灯红，放倒了公安部副部长、厦门市副书记、副市长等300多名官员。名头似乎比赖氏更响亮的谷俊山，利用送巨款、送房产、送金佛，放倒了郭伯雄、徐才厚等一批“军虎”。不久前曝光的贪腐父子赵少麟、赵晋父子，手段同样非凡。乃赵父子利用在北京设立的会所，罗织一帮外籍女技师，“招待”各路高官显贵。一方面“加深与高官的感情”，同时也偷偷摄录“性招待”过程，以要挟目标人受其役使。由是中“蛊”者，有一份长长的名单：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阵容之豪华，令人咋舌。中“蛊”者最具代表性的如“廉政”不离口的王敏，坊间盛传，他就是在赵晋的北京会所被录了像，该视频又被中纪委掌握进而落马的，以至有人称王敏被赵氏父子耍了“冤大头”。

官者权者一不小心被人“放蛊”——或埋入金钱堆里，或倒在温柔乡里，看起来似乎有点“冤”。实际上乃是咎由自取。现实生活中，有“放蛊”之人并不怕。可怕的是失去警惕、嗅觉不灵和对诱惑缺乏抵御力。民间有句俗语：“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只要头脑清醒、嗅觉灵敏，扎紧防范的篱笆，就能有效规避中“蛊”风险。正面例子也有许多。如战国时鲁国丞相公仪休嗜鱼，面对送上门的好鱼，想到了“今受鱼而免，谁复我鱼者？”，留下了“嗜鱼不受鱼”的千古佳话；如唐代宰相令狐綯好美色，面对送上门来的绝色女子，想到了“今以是饵吾，将倾吾家族也！”最终也顶住了美色的诱惑；宋代宰相王安石在防范被人下“蛊”上更绝：一次应邀赴宴，见有营妓在场，硬是不肯就座，一点儿也给主人面子。连座都不坐，接下来的戏自然就没有办法再唱。这些古人战胜“放蛊”者的事实，表证了一个物理：“苍蝇不叮无缝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凡中“蛊”者，尽管原因不一，但根本都在于自身意志不坚、丧失了为官者应有之畏惧。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对领导干部有一个重要警示：“为什么说当官是高危职业？就是说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行，而且要处处防备社会诱惑。诱惑太多了，处处是陷阱啊！所有自己认为是当官能享受的、产生快感的事情，背后都可能隐藏着罪恶，都可能是陷阱。有人说，天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一旦突然凭空来了一个好处，一定要警惕。看到这些东西自己就要戒惧、退避三舍。咱们的门神要摆正，大鬼小鬼莫进来。”总书记的这番话，语重心长，透彻深刻，无疑是官场防“蛊”的法宝和思想武器。用好了这个法宝，那“放蛊”者纵有千般诡计，你这里有护佑“门神”，其能奈你何？故此联想而下结论：那些官场中“蛊”者，都是自找的，怨天尤人，只是籍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