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战士》:伴随红军长征的两张报

《红星》《战士》:伴随红军长征的两张报

摘要:据推算,从1935年5月26日起至12月30日止,共7个月零4天时间,《战士》报共出版23期,平均每10天出版一期。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9期。而在这9张《战士》报中,现有3张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有3张保存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档案馆,另3张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在历尽艰难险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星》和《战士》这两份报纸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伴随红军左右。它们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大事、要闻,传播捷报、喜讯,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歌颂了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最终迎来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为《红星》倾注心血

《红星》报诞生于1931年12月11日的江西瑞金。这份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创办伊始是铅印4开4版,用毛边土纸印刷,初定五日刊,实际上有时两天一期,有时半月一期,有时还增发《号外》。每期发行约17000份。读者对象是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

《红星》报自创刊至1933年7月间的主编目前尚不清楚。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一段时间,邓小平负责主编《红星》报,并增加了《红星副刊》。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邓小平顾全大局,把个人荣辱抛之脑后,为办好《红星》报而倾注全力。

对邓小平来说,办报是轻车熟路的事情,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参与过《少年》和《赤光》的编务工作,还获得过“油印博士”的雅号;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他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

邓小平来到《红星》报编辑部后,深感责任重大——《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第一张无产阶级的军报,应努力办好它,为党和苏维埃事业作更大的贡献,为部队、为红军、为人民战争服务。

在邓小平亲自撰写的《编者自述》中明确提出:“本报坚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报宗旨,切实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红星》报作为中央军委的喉舌,经常刊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决议、命令和通报,迅速传播中央、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指示精神,还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了我红军将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重重困难,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英雄业绩。

《红星》报创刊之初,一般是4开4版,有时出2版、6版或8版不等的铅印报纸。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的油印期刊。因出版周期长,信息不能及时传达,油印字迹易模糊,达不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邓小平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报纸一共出版了七十多期,版式也由原来的32开油印改为4开铅印5日刊,并重新编了号,大大地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

《红星》报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血,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他自己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从组稿、写稿、编辑加工,到版面设计甚至校对、印刷,几乎全由他一人包干。在他的努力下,还建立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队伍,既有普通战士,又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如罗荣桓、罗瑞卿、萧华、张爱萍、聂荣臻、袁国平等,他们都曾是该报出色的通讯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贺昌、博古等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反“围剿”战役中,李立三同志对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赞。周恩来同志亲自在《红星》报上撰文表扬。《红星》报在创刊号《见面话》中就明确提出:“它的任务很大,所以就要红军全体同志来帮助它,多多供给它材料。”

邓小平用他长期在党和军队从事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非凡敏锐的观察思考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改革。该报辟有“列宁室”“捷报”“红星号召”“前线通讯”“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革命战争”“最后电讯”“上期答案”“铁锤”“法厅”“卫生常识”“俱乐部”“山歌”等栏目和副刊17个,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也很有特色。“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专栏,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栏目。例如1933年10月第9期,该报发表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客家山歌:

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

穿上草鞋跑的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该报第15期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

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

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们,缴枪十万谢你们。

《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如在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红星》报第8期的《红星号召》专栏,发表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的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捐献公谷费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红军各军团的热烈响应,不仅公谷费自愿如数捐出,而且连伤病员也纷纷捐献了节余的休息费,支援革命战争。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喜爱的《红星》报,仅在江西苏区,发行量最高曾达到17300份,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军的各项中心工作。

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用了整版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毛泽东用了2000余字,详细地回顾了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游击战军事思想。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3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对于周恩来的馈赠,邓小平十分珍惜,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3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马灯几经辗转,如今以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军民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该报在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影响之大,受欢迎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长征途中,《红星》报刊登了《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等报道,极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