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党内政治生活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以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为界，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的通道、遵义等会议，主要解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及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在此之后的两河口、俄界等会议，重点在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维护红军的统一和团结。这些会议的召开，是生动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课题的实践典范，对红军长征胜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十分注重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规定了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然而，1931年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处理党内分歧，党内政治生活严重偏离健康运行轨道，导致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即使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党员的民主权利仍然得到制度性保护和尊重。这样，也才有了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排斥，本人也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然拥有发言权。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坦率地交流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种种错误，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正确开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民主集中制解决组织问题和党内分歧的伟大转折。会议的参加者都是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在遵义会议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军事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使不同意见有充分的交流、碰撞的机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展现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和会议主持者的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而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也没有剥夺“左”倾军事路线支持者说理与辩解的权利。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这些认识，是对遵义会议在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民主、理性精神解决党内严重分歧方面的最好注解。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和红军的决策领导层。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看中央红军力量单薄，个人野心膨胀，将四方面军当作要挟中央、争夺政治权力的资本，蓄谋分裂。面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分裂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系列会议，既坚持原则，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批评教育，又展示灵活性，以极大的政治智慧与策略，耐心周旋，为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赢得时间，避免了党和红军的严重分裂和重大损失。

1935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围绕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产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虽然同意北上方针，但在行动上阳奉阴违，致使两河口会议上制定的松潘作战计划未能实现，将红军北上行动置于危险境地。为了顾全大局，党中央相继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既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和重大成绩，也严肃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增进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了全面分析批判。但为了继续教育和挽救张国焘本人，中共中央仍称他为“同志”，并规定决议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

在与张国焘的党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以大局为重，采取健康的党内民主形式，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既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斗争又始终网开一面，不陷其于绝境，不置其于死地。这才使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尽管一再倒行逆施，但始终没有走上与中央彻底决裂的道路，最终成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