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反思美国崛起，再视中国优势（2）

美国崛起与“体制悖论”

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韩德（Michael H. Hunt）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一书中，曾解释了为何美国能够成就霸业，即财富的积累、国民的信仰或使命感以及一个强大、现代化的政府。有此基础条件，顺着时局的变迁，美国历任领导人把国家愿望与物质资源结合起来，稳步地使美国走上了在世界上具有统治力的国际地位。在近400 页的书籍中，韩德几乎一句未提中国国内舆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优势”，而是把国家崛起更多地归功于“体制”相对面：“人”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筹力。这与我多年对美国调研的体会是一致的。许多时候，我觉察到的，不是所谓的美国体制优势，反而是他们所谓“体制设计”的吊诡与两难。

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领导人选拔体制。经过三届总统选举的调研，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美国体制选拔的领导人，首先不是取决于候选人是否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的能力，或者是否有充分的执政经验，而往往是候选人的游说、演说与筹款能力，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时代的美国历届总统，第一素质要求竟是“演”！所选出的总统要么是演员，如里根；要么是善于演讲者，如克林顿、奥巴马。2016 年总统大选，“演”的特点更甚。希拉里与特朗普在数场电视辩论中互揭对方丑闻，其夸张程度全世界民众愕然，最终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当选总统。

正是这种“体制悖论”——一方面，体制的改革不断需要民众赋权的平等化，即人人需要有平等的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最后归属；另一方面，被选择对象需要迎合大众的导向，导致那些真正的政治大师、战略大师或者具有伟大政治家潜力的人物很难脱颖而出——最终使整个美国陷入了无穷的焦虑与迷惘中，国家与社会分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家的衰落也成为必然。

近年来，造就美国崛起的三大重要因素正在消逝：一是美国天然的地缘政治优势正在消逝。19 世纪通过购买、欺骗、占领等手段，美国造就了“东西是大洋、南北是弱国”的全球最优质大国地缘战略位置。但21 世纪信息化、互联网化、超音速化的时代趋势，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零距离化”，这使得美国再像20 世纪上半叶那样“偏安一隅”，甚至在诸强大打出手时“捡便宜”式胜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事实上，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有一股“孤立主义”外交思潮在升腾，但美国做不到孤立于全世界之外，也无法把原本自己介入而导致恶化的各个区域难题甩手不管，更无法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盛行的世界中独善其身。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梅森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所述：过度扩张大大耗费了美国的老本。渐渐地，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的预言正在显现：“我们将在寻找绝对安全的徒然折腾中自我毁灭”。当然，这里的“毁灭”指的是美国不再那么强大。

二是美国捕捉历史机遇的能力正在消逝。每一次历史机遇的到来，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很善于抓住其中的缝隙。在可能出现战略错误的关口，避免犯错，没有让稍纵即逝的机遇流失。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这种天赋似乎还给了上帝，急得美国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2008 年在其《第二次机遇》一书中直接用“战略悟性的缺失和世界领导力的蹩脚表现”来形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位总统。可惜的是，奥巴马也没有抓住布氏所说的“第二次机遇”，面对全球的“政治觉醒”，美国的领导力弱化真的是“灾难性”的。

三是美国网罗与培养人才的绝对优势正在消逝。尽管美国仍然在人才吸引上领世界之先，但根据美国学者戴维·梅森的大量数据，日益衰败的教育正在成为美国竞争力和国际威望下降的重要原因。诸多证据显示，20 世纪美国的务实精神、企业家精神、效率、科技创新、科研投入相对于其他强国的领先程度正在下降，有的单项指标甚至落后于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