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长征，始知信仰的力量

今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也是长篇纪实文学巨著《长征》出版十周年。根据全新史料，王树增先生在原版《长征》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增加和全面修订，修订版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添加了大量对战役、人物的细节补充，较原版增加7万余字，改为上下两册，并加入8幅精心挑选的珍贵长征地图和参考书目。王树增还专门为修订版创作了后记——

16年前的一个夏夜，妻子王瑛突然问我：“为什么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

我愣了一下。

王瑛随即把她刚读完的《人类1000年》放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翻看了这本书中对长征的评述，那是一种中国人从未有过的认知。

那个夏夜，我们就世界何以这样评述中国的长征讨论甚久。

这个夜晚，就是我写作《长征》的开始。

我试图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原给我自己。

我用了6年的时间写作《长征》。

《长征》出版后的十年间，常常有读者与我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这些读者社会身份各异，在冗繁纷杂的当代生活中，也许他们对人生的体会五味杂陈，也许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思考的焦点却有惊人的相近之处，那就是即使相隔数十年，为什么当我们回顾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时会怦然心动？为什么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战斗员所付出的牺牲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审视自我的精神与意志？

而我在《长征》出版后，又去了湘江上游的道县，那里是长征途中最为残酷的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去道县是为祭拜一座坟茔，那里埋着一位没有头颅的红军师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后卫任务，当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陷入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重围。拼死突围中，全师官兵大部分阵亡，师长因为负伤被俘，在担架上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掏出肠子拧断了。湘军军阀何键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他出生的那条小街前的城门上——红军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4岁。

我又去了贵州遵义，驻足在被当地人称为“红菩萨”的小红军的墓前。四渡赤水时，红军小卫生员因为给穷苦百姓看病，没能跟上出发的大部队，被当地民团捉住后残忍杀害。百姓悄悄地埋葬了这位小红军。自此之后，当地百姓只要有灾病，都会来到这座坟前烧香跪拜，说小红军是上天送来的一个救苦救难的菩萨。今天，小红军的坟已迁至绿树成荫的烈士陵园内，墓前矗立着一座雕像：一顶红军帽下是一张稚气的脸，小红军的头微微垂着，望向怀里抱着的一个垂危的孩子。这座雕像已经被摸得闪闪发亮，当地百姓都说摸一摸能却病消灾。小红军是广西百色人，自幼跟随父亲学医，12岁参加红军，名叫龙思泉，牺牲那年刚满18岁。

所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官兵，心里无不向往着没有苦难的生活，这种向往令他们不畏艰险、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尽管他们倒下的时候、鲜血流尽的时候，每个人都年轻得令我们心疼不已。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无不是在根据地遭到敌人毁灭性的“围剿”或是在军事指挥发生失误的情况下，被迫开始长征的。如何一次次地在绝境中突围、在巨创中重生，如何一次次地进行严峻的自我纠正、自我修复，长征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意志，历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和军事智慧，并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高度的团结一致，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在各自经历了千难万险的长征后终于集结在一起。尽管总兵力损失将近四分之三，但是集结在一起的红军都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生命历练与意志洗礼的。红军的敌对者永远没有明白的是，他们要“剿灭”的并不是一群“匪”，而是伫立在人间的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一种理想，世界历史上迄今还没有用杀戮手段将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乃至一种社会理想彻底剿灭的先例。

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历尽苦难和牺牲转战大半个中国，令之前从未见过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的百姓了解到他们的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反对剥削和压迫，建立公平和平等，而工农革命将给予劳苦大众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长征为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工农武装赢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在紧接着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这种基础让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信任与拥护，并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长征是黑暗天际间迸裂出的一道照彻大地的光亮。

回首长征，我们始知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不屈的意志，什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