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红军长征的若干重大事件

观红军长征的若干重大事件

摘要: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在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很少提及。其实,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是个历史过程,在此前后的系列会议都对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确立,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

我很有幸在本世纪圆了非常向往的长征梦。虽然年奔古稀,先是在2003年春天和秋天主要考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路;2004年夏秋比较集中地考察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2005年以后几年将此前没有考察的地方特别是红25军的长征路作了些弥补性考察;2013年10月又考察了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的历史。这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我大体都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本文主要是根据个人10年长征行实地考察的亲历、亲知的感受和认识,谈谈对红军长征若干重大事件的一些看法。

一、震天撼地的湘江战役与党的历史伟大转折

对湘江战役发生地,我先后在2001年4月和2014年11月作过两次考察。这场战役使红军伤亡3万多,太令人痛心了。它不仅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90年的战争史上,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代世界战争史上,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战役,也屈指可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政委、红军诗人陈靖赋诗写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河底遍尸体。”仗打到如此程度,怎能不惊天地、泣鬼神!经过两次考察,对湘江战役的认识更明晰、更深化也更全面。

(一)湘江战役不只是3场阻击战,还包括后卫部队的突围战,因而是“3+1”战场的战斗

所谓“3”,即灌阳新圩阻击战、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和全州觉山铺阻击战。这是3个主战场,过去讲的较多。所谓“1”,即担任全军后卫的3支部队的突围战。它包括: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为掩护红八军团过江而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红八军团一部为掩护前面同是后卫的红九军团过江,在凤凰嘴渡口抢渡时,遭到敌机轰炸和尾追桂军在湘江东岸机枪的疯狂扫射。再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充任中央红军西征转移的全军总后卫队。他们在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也在凤凰嘴渡河口陷入桂军3个师的重重包围。在遭受重大伤亡后,由陈树湘师长带领余部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这3支部队的突围战是断后战场,我称之为“后卫部队非典型战场”。所谓“非典型”,意即战场不固定,战斗在转移过程之中、突围沿途都在进行,也可说都是战场。相对于前3个比较固定的阻击战场而言,故称“非典型战场”。这也是湘江战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认识,才不至于忘却他们对突破湘江封锁线所作的伟大贡献,才不会忽视他们在湘江战役中的伟大牺牲精神。

(二)要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区别开来

长期以来,一说起湘江战役打的那样惨烈,伤亡那么大,就以为是具体作战指挥不行,因而形成对实际负责指挥战斗的军事领导人的错误看法。这是将湘江战役的作战指挥与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混为一谈了,需要加以辨析。其实,突破湘江封锁线的具体作战指挥,主要是朱德和周恩来负责;而一意孤行要通过湘江封锁线的领导决策,则是博古、李德。面对强敌,对于如何突破封锁线,博古、李德拿不出具体办法。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指挥任务,就主要由朱德和周恩来担当了。他们应对战情变化的作战部署是正确的,以3大阻击战展开湘江战役的作战是神勇的。3大主战场的阻击战和3支后卫部队的突围战将永垂青史。《朱德传》叙述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6—417页。)《那种认为湘江战役没打好是具体指挥不行的看法,显然是有悖历史实际的。

(三)湘江战役空前惨烈,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决策错误

博古、李德在领导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坚持错误军事路线,已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作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调动30万兵力,5路围堵,张网封锁湘江。这时博古、李德继续坚持走红六军团探路的西进路线,再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其时,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不必西进过湘江到桂北,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转战湘南、湘中,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但是,博古、李德拒绝毛、彭建议,硬往敌军的罗网里钻,这岂能不遭重创?!博古、李德领导决策的另一个致命错误,是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有1000多副挑担,严重影响行军速度,每天至多只能走四五十里。彭德怀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在过湘江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使战斗部队伤亡很大。朱德谈到这个教训时说: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这个搬东西的直属队就有1万多人,部队行动起来很慢。博古依靠李德作军事决策,不能根据战事的具体情况改变原有方案,这是导致湘江战役遭受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

(四)应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湘江战役

这一战役,红军伤亡惨重,能否说“失败”?这牵涉对湘江战役如何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我以为,毛泽东对整个长征的评价可以作为评价湘江战役的参考。他说:中国的3支主力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参照毛泽东的这个逻辑,对湘江战役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湘江战役的结果表明:第一,从博古、李德选择西进湘江路线的战略决策来讲,使红军蒙受伤亡过半的惨重损失,“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这不是说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败仗,而是证明了错误路线的破产。第二,就蒋介石而言,他奢望将中央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从蒋介石的奢望落空这一方面说,是其消灭红军的战略计划失败。第三,就红军广大指战员方面说,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湘江战役的领导指挥,包括3个主战场和断后突围战的战术指挥,都是出色的,因而,突破了蒋介石处心积虑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粉碎了他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就此而言,浴血奋战的红军“是胜利了”。

(五)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干部思想基础

湘江战役前,中央领导层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提出异议的只是毛泽东、彭德怀等少数人。广大干部特别是广大指战员并不清楚上层的路线争论,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湘江战役遭受空前巨大损失后,广大干部和指战员开始觉悟了,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非常不满。伍修权赋诗《七律·历史转折》,写道: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这是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思索的生动写照。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争论,包括军团领导在内的高级干部对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逐渐形成共识。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老城橘林休息时交谈,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这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愿望。这个信息传遍军团领导人,为参加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改组中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湘江战役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实际历史起点。辩证地认识湘江战役,这应当是它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是个历史过程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在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很少提及。其实,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是个历史过程,在此前后的系列会议都对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确立,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包括它的常委会和扩大会),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有20多个。其中在湘江战役之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都功不可没。这些会议所起的作用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遵义会议前的几个会议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

一是通道会议,当时还不是领导核心成员的毛泽东应邀到会,根据敌军在湘西集结近20万、乃5倍于己的严峻形势,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这次会议虽未解决军事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二是黎平会议。毛泽东根据敌军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指导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三是猴场会议。中央到达瓮安县乌江边猴场镇时,部队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博古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猴场会议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作了组织准备。

(二)遵义会议后的几个会议对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发生变化,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二是扎西会议。是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全军。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

三是苟坝会议。红军二渡赤水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蒋介石飞抵重庆,部署对红军的新围攻。为了粉碎敌军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此时,红军求战情绪高涨,林彪等提出攻打遵义西的打鼓新场守敌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苟坝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他刚就职7天的前敌政委之职丢掉了。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的周恩来,两人去找朱德,三人深入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次日重新开会,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会后,毛泽东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谓遵义会议的续篇。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一把手职位,常委分工只是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苟坝会议则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毛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

四是会理会议。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以来,部队的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有怨言,林彪提出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路”问题,并给三人小组写信,建议由彭德怀代替毛泽东任前敌指挥。这成了开会统一思想的导因。这种情况与苟坝会议相似。苟坝会议也有一个“走路”与“打仗”之争,只是那时是刚“走”不久。而且,两次会议都是由林彪引发的。还有,会理会议前,不赞同或不理解毛泽东主张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不是个别的。这样,会理会议成了苟坝会议的继续。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这次会议虽然对彭德怀等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批评,但它统一了红军将领的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此后,在长征途中和结束后,再没有人对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提出异议。

(三)遵义会议与其前后若干会议的关系

这可讲两句话: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这些会议表明,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上述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视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是这段历史链条各个环节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结果,因而也可看作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这是因为:(1)此前的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2)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3)此前的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指导思想。(4)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和深化遵义会议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更有利于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上述两句话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尽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是进入中央常委,这时还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毛泽东是领导核心?正如周恩来所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这个话说到了实质。这个领袖无疑是毛泽东。所以说,遵义会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转折。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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