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

李中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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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国学？

对于国学，有很多不同的界定，这个词儿在古代就有。《周礼》中有“国学”这个词，这是简称，全称叫“国子学”。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前后，“国学”概念被重新提出来了，并被赋予了那个时期的独特内涵。

那时人们是怎么理解国学的呢？大家知道，在上世纪初西学进入中国以后，出现了所谓的“全盘西化”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丁文江、胡适等人提出“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很响。当时最有名、最激进的西化口号，叫“打倒孔家店”，是四川一位叫吴虞的老学者提出来的。还有一个口号叫“废除汉字”，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汉字也不行了，落伍了，要废除汉字。甚至还有人主张“把中国书扔到茅厕里面去”，这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教授讲的。

当“中学”遇到“西学”

上世纪初，一个主要的时代课题就是西方的东西——从政治、军事到思想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从文化的角度讲，西方传入中国的学问被称为西学；原有的中国本土的学问被称为中学、旧学，也叫君学。于是，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交流碰撞，在这个碰撞当中，“中学”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为什么呢？那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先进，而中国人对铁路、电报等工业化成果知之甚少，所以，“西学”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人的刺激非常大。因此，中国就出现了文化激进主义。

那个时候，中国很多一流知识分子都是强调西方的文化，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当时，人们把中国文化叫“稻米”文化，西方文化叫“面包”文化；把中国文化叫“静”的文化，西方文化叫“动”的文化。慢慢地，国内形成了文化上的两个代表：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梁漱溟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18年，蔡元培把梁漱溟请到北大，刚到学校，梁漱溟就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当时，有的人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的人讲马克思、列宁，就是没人讲孔子，甚至一讲到孔子就羞涩汗颜、难以启齿。所以，梁漱溟说，有人讲这个，有人讲那个，我就讲孔学，别的事我不做，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不能忘记孔子和孔学，他在北大执教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作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