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6）

中印佛教有何区别？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当中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因为中国的文字一直保持到现在，世界就这么一份。文字不断裂非常重要，文字是文化的第一载体，印度用梵文写的佛经现在很难见到了，就是因为古梵语失传了。再加上印度的国教不是佛教，印度教、婆罗门教流行，所以佛教后来在印度式微了，到现在佛教在印度也不占主要地位。因为佛教讲众生平等，不合印度的国情，印度的等级制度在古代太严厉了。所以，在印度的梵文佛经里，不是人人都能成佛，最低种性的人是不能成佛的，最低种性的人就像熏熟的种子，种到地上就不能再发芽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多年的本土文化的磨合，到了唐代，逐渐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认为众生皆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儒家的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用儒家的性善论来理解佛性，所以人人皆有佛性，每个人心里都有成佛的种子，佛性不分南北，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人人皆有佛性。这个佛性论就是中国儒家性善论的翻版，和印度原有的佛教区别很大。可以说，我们的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容。

《周易》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退”

《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就是做“新民”，做一个有新思维的人，这在中国的传统里叫日新，《周易》《诗经》《尚书》里面都有日新的观念。《大学》第三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九个字被刻在商汤王的洗脸盆上。而且古人把“日新”作为人的道德修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不能守旧，社会是发展的，所以你的思想要跟上社会的发展，这在《周易》里叫与时偕行。偕是白头偕老的偕，与时偕行，就是人的活动不能脱离客观世界，包括环境、条件、时机。古人认为“时”含有某些必然性的因素，时和命连在一起叫时命，时和势连在一起叫时势，时和运连在一起叫时运，人不能违背“时”，如果违背，这个人就要倒霉了。动和静、行和止、进和退都要看这个“时”才行，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离其时，其道光明。

《周易》里讲，“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里面有阴爻阳爻，阳爻就是一横，把这个横中间断开一点叫阴爻。爻象征客观世界的变，爻的本质就是适时之变，变要随时，要适时，这是中华民族的适变哲学，生存之道。所以讲日新，讲适变。“适变”包括与时俱进，同样包括与时俱退。该退的时候得退，一味地进是不行的，一味地进就是亢龙有悔了，《周易》乾卦的最上一个爻叫上九，亢龙有悔，一个飞得太高的龙，飞得不能再高了，还想飞，那就跌落了。

《周易•乾•文言》解释这个卦，什么叫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中的“亢”是议论物极必反道理的。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隐退；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人总会要死亡的；只知道获取而不知道失去。这些道理只有德才超群的人能懂吗？知道进取、隐退、生存、死亡的道理，而且又要不背离正当道理。这只有德才超群的人能做到吗？

在《周易》64卦里，每一个卦都是一个哲学范畴，包含非常广泛的内容，所以，《周易》虽然只有5千字，但它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哲学著作。算卦只是在民间的理解，在精英的文化层面，是“善为易者不占”，真正懂得《周易》的人不是拿它算卦的。

大家知道《周易》的乾卦，卦词有四个字，叫元、亨、利、贞。这元、亨、利、贞有很多很多讲法，古人对“利”的解释就是利益，在什么时候有利益？在秋天的时候，到了秋天，用镰刀把果实收集回来，就给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利益。所以，利代表秋天，元是春天，亨是夏天，贞是冬天，春夏秋冬。还有人从道德角度来解释，朱熹认为这四个字就是“仁义礼智”。

我专门说这个“利”，《易传》对利的解释，“利者，义之和也”。利要用义来调整、调和，真正的利是符合义的，讲利的时候不能离开义，利和义是一对范畴。义利统一，不能重义轻利，也不能重利轻义。这个在六经里面，是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被称为义利之辨，辨是辨别的辨，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味地去讲利，那是小人，但是话说回来，一味地去讲义不讲利，这是伪人，伪君子，我们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两者是要统一的。脱离了利的义，就是空头主义，脱离了利来讲义，那是画饼充饥，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脱离了义来讲利，这个利就完全是私利。所以古人讨论来讨论去，改造了董仲舒说的“正其义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变成了君子要“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尽其功”。社会一旦义利割裂，就要陷入矛盾，甚至造成两极分化。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是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