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中华传统文化与领导干部修养（3）

钱穆将文化分为七个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强调金钱万能，金钱就是一切，所以资本主义对文化的解释强调经济和斗争。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经济和斗争并不是人生的全部。而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出在金钱万能的观念。这是他们对文化和政治的定义，跟我们的对文化的定义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立场也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各种文化的隔膜和文化的争论，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寻求共识。

从违纪、犯法党员干部的忏悔来看，相当一部分人平时不注重学习文化和历史，不注意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懂法、不学习法纪党规，有的单位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管、监督偏松，教训非常深刻。

如何化？渐渐地化。关于“化”，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经典的论述，比如，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化险为夷、化敌为友、化悲痛为力量、教化、变化、感化、消化、文化、同化。

文化是人的根本。一个人学过什么样的文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这个人就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这就是观念指导行为。比如，赵高是秦二世的老师，秦桧是宋高祖的宰相，丁书苗是刘志军的朋友。从这些现象来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朋友，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文化是人的根本。

“始作于伪，终于无耻”。如果文化里面也分善和恶，有好的文化，也有坏的文化，就跟读书一样，有好书也有糟粕的书，那么中国对文化的要求是，善与恶、是与非、好与坏，把善的放到前面，坏的都放到后面。这是文化指引的方向，我们应该注意。

文化是价值观的核心，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本领恐慌”就指的是我们的文化。

现在大学教育把每一个专业分得很细，让本科生、研究生读一个专业，至于文史经哲等其他方面，一概不懂。实际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只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受过专业背景培训的人，这与我们社会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是不相符的。

在我们的父辈、祖辈一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第一，忠孝；第二，仁义；第三，诚信；第四，中庸；第五，包容。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应该转化一下，“忠孝”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仁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候应该转化为责任和义务；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化过程当中我们更要讲“诚信”；“中庸”是一种方法论，“极高明而道中庸”，防止左也要防止右；“包容”是文化的一种态度，博大精深、海纳百川，你中有你，我中有你。

中国传统文化对“德”的解释，德行（道德、品行）。中国老百姓批评或者骂一个人说“这个人德行不好”，那是非常严重的话。中国人特别看重“德行”，以德治国的“德”就是这个“德”。“德”是人的修养，包括性格。在公与私、好与坏之间，做官的应该秉承孙中山先生讲的“天下为公”。有许多成语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德”，比如“君子怀德，百福自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品德的“德”和得道的“得”是同音字，“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老天爷对谁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德行好，老天爷都会帮助他。这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德行培养好。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央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人无德不立，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可见“德”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和分量。历史上的秦朝依法治国了二十多年，汉朝是以孝治国了426年，唐朝以德治国达到近300年的盛世和治世，这都是历史的经验，后人应该汲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地方。现在大江南北都有“忠厚传家”。一个人如果厚道、厚德，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那这个人不会坏到哪去，当官也好、做人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孙中山先生强调“同进文明”。“同进文明”就是开启民智，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要受到教化，就是“富而好礼”。

大恩大德、好生之德、大德曰生、德配天地、德高望重、积德行善，都强调德的重要性。祖宗积德，可以传后代。以德报怨，缺德。所以，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做一个德行好的人。可见德在我们文化中的重要性。“有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利物；无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残身”，这是宋朝的大学者胡宏的名言，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德如果跟他的财、官位相匹配，那么趁着富贵之势去教化、感动万物；没有德行而富贵者，富贵对他的事业是一种伤害。所以传统文化有一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就指这个意思。古人云：“街头听人说三分，闻刘玄德皆喜，闻曹操皆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备这个人还是很厚道的，曹操这个人在人品上有瑕疵。